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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刑事执行作者：曾国建杨美琴张吕沈春凤社区矫正是一种非监禁的刑罚执行方式，是刑罚社会化的有效途径。减刑、假释是刑罚的变更执行方式，合理运用减刑、假释能更好地达到激励和促进包括监外执行人员在内的罪犯积极改造。因此，对社区矫正人员减刑、假释问题的探索，有助于正确把握相关人员减刑、假释标准，完善社区矫正刑罚执行制度。 一、社区矫正减刑、假释工作适用对象根据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最高法《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第十八条、《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二十八条等一系列规定，适用减刑的包括判处管制、决定暂予监外执行、宣告缓刑的社区矫正服刑人员。以浙江为例，主要以《浙江省社区矫正人员考核奖惩办法》第三十一条至三十九条以及《浙江省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实施细则》中相关规定具体明确了三类社区矫正服刑人员减刑、假释的实体和程序要求。 这里有个问题，假释人员能否减刑。现行法律对假释人员能否减刑无规定，因此假释人员减刑尚无法律依据。理论上讲，假释人员也存在减刑的可操作性，一是从刑法的公平性上讲，假释人员特别是罪轻的假释犯不应排除在减刑范围外；二是假释人员在矫正期间也进行奖惩考核，通过考核形成的考核分或其他奖励当然可以作为缩短假释考验期的依据之一，以激励假释人员更好地进行社区矫正。 二、社区矫正服刑人员减刑、假释的意义 （一）有利于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及刑罚执行中公平正义的进一步体现依照刑法规定，只要符合相应条件的罪犯处于服刑过程中都可以适用减刑、假释。非监禁刑也是刑罚的执行方式，既然刑罚的执行内容没有变更，施行社区矫正后，仍然符合刑法关于对应刑种可以减刑、假释的规定，这是法律平等原则的体现。且非监禁刑的罪犯仍然要受到社区矫正机构的监督管理和教育改造，其与关押服刑的罪犯身份以及相应的义务并无本质区别，因此其可以享有的权利亦不应存在实质差异。所以，关押服刑的罪犯与监外执行的罪犯在适用减刑、假释的问题上，只能存在适用条件上的量的差异，而不存在能否适用的质的区别。 （二）有利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体现减刑、假释作为一种刑罚执行变更制度，是贯彻严宽相济刑事政策“宽”的一面的重要切人点，是“宽”“济”“严”的重要渠道。对于那些罪行较轻、主观恶性不深、人身危险刑不大、悔罪表现、社会表现好的监外执行人员，应依法给予其减刑、假释的机会，该宽则宽。这亦是体现了行刑社会化的理念，也顺应了刑罚轻缓化的世界潮流。 （三）有利于当事人的改造及司法部门的监管社区矫正机构通过日常的监督、管理和教育、改造工作，对监外执行人员进行日常行政考核和司法奖惩，据此判断监外执行人员的认罪态度、悔改表现及人身危险性、社会危害性，充分运用减刑、假释的手段激励监外执行人员积极改造，提高监外执行人员教育改造的质量，促进监外执行人员顺利回归社会。同时促进社会服刑人员积极配合社区矫正机构落实各项监管措施，开展各项社区矫正活动。 （四）有利于财产刑的主动履行减刑、假释与财产刑执行和民事赔偿责任履行情况挂钩，监外执行人员在依法减刑、假释时，同样应考虑其财产刑执行和附带民事赔偿履行责任情况，将其作为“该宽则宽，该严则严”的重要参考依据，调动罪犯执行财产刑的积极性。 三、社区矫正服刑人员减刑、假释工作面临的困难 （一）现行法律规定可操作性不强，缺乏可指导性实际案例《社区矫正实施办法》施行以来，就余杭而言尚无社区矫正人员被减刑或假释，放眼杭州地区亦缺乏足够案例可以借鉴。尽管《浙江省社区矫正人员考核奖惩办法》对社区矫正人员如何减刑做了规定，现实中确实也存在社区矫正人员符合减刑的条件，但由于这些规定较为概括、操作性不强等因素，实际操作时成了一纸空文。实际上要做好社区矫正人员的减刑假释工作确实也缺乏更具体的实体、程序规定，包括如何换算监狱机关和社区矫正机关之间的奖励考核，法院裁量减刑幅度的依据，矫正机关如何优化对社区矫正人员的考核机制等。 （二）对社区矫正人员能否减刑、假释工作存在理念上的误区普遍观点认为社区矫正人员既然已经在外服刑，无论改造环境还是改造强度都不能和监内服刑罪犯相提并论，那么根本无需考虑对其减刑、假释的必要。还有观点认为，社区矫正工作难以考察罪犯的认罪态度和悔改表现，进而无法确定其是否符合减刑、假释的适用标准，在认定认罪态度和悔改表现方面存在难度。 （三）对社区矫正人员量化考核机制缺失不论是《社区矫正实施办法》、《浙江省社区矫正实施细则》还是《浙江省社区矫正人员考核奖惩办法（试行）》均重在惩罚，设置了由轻到重一系列惩处措施，但奖励手段不足。浙江省虽然创设了表扬制度，社区矫正人员只要连续六个月考核合格即予以表扬，其中管制和暂予监外执行人员连续获得三次以上表扬、累计获得四次以上表扬且未受警告以上处罚的，即可减刑。但鉴于全浙江省和全杭州市管制和暂予监外执行人员的比例极低，表扬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对监外执行人员整体几乎没有影响。而作为社区矫正人员大头的缓刑只有在重大立功时才可能获得减刑，对于假释则不予减刑，可见，奖惩考核缺乏力度。 （四）司法所和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力量不足社区矫正本质上属于刑罚执行活动，对司法行政干部来讲仍比较“新”。由于基层司法行政干部的法律素养参差不齐，办案经验不足，取证工作稍有不慎就会导致为社区矫正人员提请减刑工作“功亏一篑”。法院面临着全省各地监狱服刑人员的减刑假释工作，案多人少，形势严峻，心有余而力不足。 四、探索社区矫正服刑人员减刑、假释工作的有效途径 （一）统一思想，牢固树立社区矫正人员应当减刑、假释的司法理念虽然社区矫正人员不是由监狱直接监管、改造，但是并不意味着其脱离了监管和控制，社区矫正人员在监外执行期间要遵守法律、法规中对其人身自由等方面做出的限制和制约，还要在社区矫正机构接受社区矫正。随着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全面落实和日益成熟，社区矫正机构日常的监督、管理和教育、改造工作足以掌握这些罪犯的思想动态和行为方式，因此对该类罪犯的认罪态度和悔改表现的评价自然是有据可依。 （二）实践创新，积极建立行之有效的社区矫正减刑、假释考核机制对现有符合减刑、假释条件的社区矫正人员可按照《浙江省社区矫正人员考核奖惩办法》呈报减刑、假释，将其在监狱服刑时的剩余分数折抵为表扬次数，确定减刑的幅度；同时加上其社区矫正期间的表扬次数、奖励分值，综合考量减刑幅度，一般考虑每三次表扬折抵减刑一个月。对今后出现的符合减刑、假释条件的社区矫正人员可探索完善现有考核机制，对在监狱服刑期间剩余分数同样折抵为表扬次数，确定减刑幅度；对在社区矫正期间应探索扩大表扬的范围，在现有的每六个月考核合格获得一个表扬的基础上，增加更多的获得表扬的情况，比如年度评优、宣传报道、特殊贡献等，并且明确获得表扬的条件。同时，还可以考虑适当提高社区矫正人员的日常考核分数，考核分与表扬之间同样可以互相折抵，增加考核的有效性，调动社区矫正人员的积极性。 应当明确有财产性履行能力的社区矫正人员必须履行财产刑才能减刑、假释，对确有履行能力但拒不履行财产刑的社区矫正人员在一律不得减刑、假释的同时，将相关财产线索及时移送人民法院立案执行。 （三）律师参与，充分发挥专业队伍在刑事执行阶段的积极作用借鉴我院2016年出台的《在办理减刑、假释案件中充分发挥律师作用的工作办法》，充分发挥律师在刑事执行阶段的积极作用，出台针对办理社区矫正人员减刑、假释案件律师参与机制的工作办法，进一步明确律师参与法律帮助的案件范围、律师介入的时间、由何部门告知监外执行人员有委托律师帮助的权利、具体的操作流程、律师享有的权利、听取和采纳律师意见的方式等。 （四）队伍建设，加强减刑、假释工作队伍的执法力量和专业水平社区矫正小组中应当有专门负责社区矫正人员减刑、假释的成员，认为社区矫正人员符合减刑、假释条件的，应及时提请矫正小组集体评议，评议后可向司法所提出建议，并负责制作提请减刑审核表、社区矫正评审鉴定表、奖惩审批表以及收集证据材料。司法局应单设社区矫正机构，统一负责接收、审查司法所“提请减刑”申报材料。此外，建立完善社区矫正执法培训制度，定期组织社区矫正小组成员及社区矫正机构成员进行业务培训，可邀请资深法官进行授课，每年组织岗位练兵，进一步提高社区矫正队伍素质。

社区矫正服刑人员减刑假释之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