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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爽【摘  要】近年来，随着社区矫正的不断发展，关于社区矫正工作队伍建设的研究及做法，不同学者、专家提出了诸多观点，各级实务部门也不断在努力探索实践。对于身份与职责、准入与培养、人员配置与队伍的稳定性建设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从2015年度的相关研究文献来看，呈现出了部分新的理念。但整体而言，仍然没有具体提出一整套系统化、程序化、具体化的有效措施，在社区矫正的职业风险、监督机制等方面关注的力度和研究还不够完善。继续深入研究社区矫正工作队伍建设，制定行之有效的优良措施，更益于社区矫正立法具有前瞻性和生命力，更益于社区矫正实现“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的宏伟目标。【关键词】社区矫正  队伍建设  研究综述  一、研究综述建设与完善社区矫正工作队伍是做好社区矫正工作的基本前提和重要因素。其对社区矫正工作的全面落实、创新发展发挥着重要保障作用，直接影响到社区矫正工作的实际成效。我国社区矫正试行已十余年，但在队伍的建设方面仍然存在着工作人员少，身份不明确，权责不统一，专业性不强，流动性大等一系列问题。就如何解决当前存在的诸多问题，持续推进我国社区矫正工作队伍建设与完善，逐步实现社区矫正“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的总体目标,在学术界和实务部门存在着不同观点：（一）社区矫正工作队伍身份与职责定位问题。关于社区矫正执法者身份问题，吴宗宪认为统一和规范身份和服装有利于维护执法工作的严肃性，有利于维护我国法制的统一性，有利于增强工作的便利性有利于增强刑罚的威慑力有利于排除执法的干扰性，有利于提升社区矫正队伍的整体素质。［1］王应强指出应该建立司法警察队伍。由国家层面制定相关制度，在县级以上司法行政机关尽快组建司法警察队伍，基层司法所也应当配备专一的社区矫正警察，以利对脱管、漏管的服刑人员进行有效执法。［2］而司绍寒却认为社区矫正工作是典型的“属人管理”，即管理对象仅仅限于特定的人，并非像警察权那样对社会上不特定的人进行管理。这种根本性的特点决定了社区矫正并不需要像公安警察那样广泛的权力。因此，建立科学合理的矫正官体系更有利于社区矫正执法队伍建设和长足发展。［3］袁爱华、林怀满指出要加强社区矫正队伍的建设首先要明确各自职责分工，因此应该把监督管理的工作交给具有警察身份的社区矫正执法大队，把社区矫正的教育、矫正的社会工作交给专业的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4］（二）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准入和培训模式。 武玉红、赵洁认应提高现有工作人员的专业素养和管理能力。在高校和高职院校应设立与社区矫正相关的专业，为社区矫正事业培养后备人才。［5］石东洋、翟婷认为不仅要建立官方的社区矫正队伍，还要加强民间志愿者的培训，两支队伍齐头并进。同时，要加强社会志愿者的培训工作，虽然社会志愿者不具有执法权力，但是可以为社区矫正提供大量的法律、心理学、社会学等方面的专业援助，而政府可以通过设置社区矫正志愿者的准入机制，保障志愿者的权利，制定各种鼓励、奖励政策吸引大量的专业人才进入社区矫正队伍。［6］缪文海认为对于社区矫正工作人员不论是专职人员还是兼职人员的专业素养都应该高要求。对于专职人员，要建立职业资格准入、招录、培训、考核、晋升、奖惩、辞退、职称制度。对于兼职工作者、志愿者，基于矫正工作的特殊性，要积极吸纳既有专业知识又懂管理的人员投入到社区矫正工作中来。［7］闻书芳、金小红认为应该从以下五个方面着手：一是筛选社区矫正工作者时要坚持高标准、严要求，二是加强对社区矫正工作者的培训力度，三是大力培养专业的心理矫正人才，完善心理矫治机制，四是建立社区矫正工作者的任职资格，加强社区矫正官制度建设。［8］（三)社区矫正工作队伍的人员配置及稳定性问题。对于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组成，陈开来认为可以由以下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社区矫正执法人员，另一部分是社区矫正辅助人员。具体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社会工作者、合同制矫正工作者、社区矫正志愿者。［9］周孟龙认为县级社区矫正执法大队应当配备 5~7 名执法干警，积极探索执法大队机构升格或者正职高配，保证 3~5名的执法力量，按照 1:20的比例配齐配强社会工作者，参照社区工作者管理，提高工作人员待遇，通过考核的方式适当给予奖励，确保社区矫正工作三支队伍的稳定。［10］唐洪春、朱巍认为要加强基层执法力量建设，确保每个司法所至少有1名专编执法人员，存在“无人所”的区（市）县，一律精简机关充实基层。基层执法力量不足的，要争取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招聘辅助人员，填补空缺。［11］陈伟认为建立多元化社会力量参与主体，实现多模式的权利保障形式，充分吸收志愿者参与社区矫正的工作是解决现阶段执行人员短缺、对社区服刑人员帮助教育不足等问题的重要途径。［12］袁爱华、林怀满认为把社区矫正对象的亲友中招募到志愿者队伍中来，鼓励他们利用亲情、友情感化社区矫正对象。动员具有专业知识、素质高的、热心社会工作的离退休干部、教师参加社区矫正志愿者队伍，让他们充分发挥余热，服务社区矫正工作。［13］骆东平、任燕指出要加强协调相关部门加大社区矫正经费保障标准落实力度，为基层提供坚强后援，确保社区矫正工作队伍的稳定。［14］ 二、研究评价及建议。如何建立一支“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的社区矫正工作队伍。简而言之，应当从准入、培养、稳定三个方面入手，健全其管理体系。三者与“三化”一一对应，相互影响，缺一不可。针对准入和培养，不同学者都已阐述了各种不同的观点，关于这两方面的制度设计也相对容易。而队伍的稳定性问题由于其所涉及的因素太多，因此观点都较为宏观，没有具体深入下去。如何解决队伍的稳定性问题，我认为就是解决工作人员的职业认同问题。更直观的说，就是人员的晋升和福利待遇问题。因此，解决人员的晋升和待遇问题是驱使社区矫正队伍职业化，稳定队伍的重中之重。晋升通道宽畅，薪资待遇高，相对应准入门槛就更高，这样必然会吸收和留住更多优秀人才。如建立社区矫正官体系，对工作人员的晋升采取“员”、“师”、“官”、“长”等技术职级晋升通道，同时实行薪酬对等的工资制度。在编制上也可采用公务员、参公、事业、合同等不同形式。对于不同岗位应建立工酬相适应的绩效考核制度。针对国家公职身份的社区矫正工作者应该区别于一般公务员，回归政法专编，在薪酬上应略高于一般公务员，略低于法官、检察官等。其他编制的人员也应参照制定相应的保障制度。同时，应采用多种渠道加大社区矫正的宣传力度，使民众了解认可社区矫正。这样一来，既奠定了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基础，又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工作人员的职业认同感。另外，职业风险同样是社区矫正工作队伍建设中值得关注的问题。社区服刑人员，尽管其所犯罪行较轻，但其社会危害性仍然不可忽视。同时，在社区服刑相对自由，容易“跑路子，拉关系”。而社区矫正工作者在工作中将会直接和其紧密接触。如何防止工作人员受到职务犯罪或人身伤害，是国家和工作人员自身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总体而言，社区矫正工作人员主要面临以下两大职业风险：一是法律风险，二是人身风险。（一）法律风险。社区矫正工作是一项刑罚执行工作，每个执法环节都影响着最终结果。因此，在工作过程中存在一定法律风险。一是廉政风险。在执行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抵挡不住物质诱惑，主观上存在侥幸心理，接受请客送礼，利用职务之便违法操作为罪犯“开绿灯”，行方便的现象。尤其是回原户籍所在地执行社区矫正的对象，难免存在地方保护主义及熟人效应等特点。二是责任风险。业务素质、法律知识的欠缺，稍有不慎就可能因为社区服刑人员的再犯罪而被检查机关追究渎职责任。如工作人员自身对相关法律制度的解读认识不透彻，由于工作失误，出现脱管、漏管及重新犯罪等严重后果的会受到相应处分和追究责任。同时，如果矫正对象恶意不遵纪守法或出现其他意外情况，给工作人员同样会带来一定的责任风险。另外，由于矫正对象的居住地和户籍地往往不一致，在移交衔接上可能会出现相互推诿的情况。如果基于此而产生的严重后果，责任应当由谁来承担难以界定。（二）人身风险。1.具有人身伤害的危险性。在落实矫正执行程序中，要进行审前调查、风险评估、走访跟进、移送移交等工作。当前社区矫正工作人员隶属于司法行政机关，本身不具有执法权，也没有配备相应的武装设备。在实际工作中，不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个别地方出现矫正对象及其亲属不配合，抗拒执法，甚至和工作人员发生推拉撕扯等情况。若矫正对象向工作人员施暴，可能会引发较大的人身危险。2.具有疾病传染的危险性。社区矫正对象中有一些肺结核、HIV、梅毒等患者，同时还包括一些吸毒人员和性病患者。相关制度要求，要定期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排查。基于病患排查的专业性，工作人员不具备相应的防范能力，在此过程中被传染的可能性极大。曾有一身患梅毒的矫正对象，其坐过的椅子无人敢用。（三）社区矫正职业风险防范对策一是筑牢思想防线，提升自我防范意识。通过加强理论学习，筑牢思想防线，防止小不为而酿大祸。一方面要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坚持廉洁执法，公平公正，杜绝失职、渎职、玩忽职守，以免陷进职务犯罪的深渊，面临法律的制裁。另一方面要提升自身防范意识，加强自我保护，防止人身受到伤害。二是注重专业培训学习，提高风险控制能力。首先，自身应注重加强对法律知识、政策制度、业务技能的学习和研究，提高综合能力素质。其次，要定期举办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职业风险防范教育讲座，剖析工作人员在平时工作中可能遇到的情况以及应对方法，并针对相关执法程序上职业风险节点进行防范知识的普及。最后，要加强对传染性疾病防控常识的培训和学习。三是强化监督监管机制，加强制度完善落实。加强完善监管制度，定期督促检查工作人员是否严格按章操作，是否严格履行社区矫正各项规定，确保社区矫正工作切实落实到位。同时要加强重点人员的动态监管，严格实行实时定位，确保高危服刑人员可管可控。另外，要完善风险制度保障，减轻工作者的抵触情绪。赋予其相应的权力，配备相应防身设施，建立风险补贴制度，提高工作人员的积极性。结束语：社区矫正工作队伍建设任重而道远。我们应搭乘司法体制改革的顺风车，在法律上确立社区矫正的重要地位，回顾引入社区矫正的目的和初衷，顺应国际司法最新理念，正确确立社区矫正的性质，依托建立科学完善的社区矫正机构，继续努力研究制定能够吸纳人才、留住人才的制度体系，逐步实现社区矫正队伍的“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为社区矫正的长足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提供有力保障。 参考文献：［1］吴宗宪.社区矫正执法者身份标志规范化探讨［J］.《法治研究》.2015年第4期.［2］王应强.我国社区矫正制度之完善［J］.《公民与法》.2015年第7期.［3］司绍寒.我国社区矫正执法队伍建设研究［J］.《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4］袁爱华、林怀满.论社区矫正的理念及其实现［J］.《云南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5］武玉红、赵洁.论我国社区矫正基层管理机构的创新［J］.《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6］石东洋、翟婷.论社区矫正制度的构建与完善［J］.《江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7］缪文海.论社区矫正工作机构及专业化建设的思考［J］.《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8］闻书芳、金小红.社区矫正工作者的专业化问题研究—以湖北省社区矫正调查为例［J］.《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5年第1期.［9］陈开来.浅析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科技视界》.［10］周孟龙.关于构建社区矫正执法大队与执法中队的思考.《中国司法》.2014年第12期.［11］唐洪春、朱巍.关于提高社区矫正执法监管能力的探索与思考［J］.《中国司法》.2014年第12期.［12］陈  伟.社区矫正的功能改造及实践回应.《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13］袁爱华、林怀满.论社区矫正的理念及其实现》.《云南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14］骆东平、任  燕.社区矫正运行状况实证研究.《三峡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 （赵爽，男，四川阆中人，成都市崇州市司法局司法助理员，法学学士,研究方向：社区矫正。该文原载于《中国监狱学刊》2016年第四期）

2015年社区矫正工作队伍建设研究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