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宣传网

来源：江苏司法行政网当前，青少年犯罪问题已成为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之一。据有关资料统计，20世纪末开始，我国青少年犯罪已占到整个犯罪人数的70-80％。尤其是近几年，青少年犯罪率居高不下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1]。而罪错青少年是青少年犯罪主体人群。中国政法大学皮艺军教授认为，罪错青少年指的是刑事犯罪和有违法行为以及有不良行为的青少年，是从社会综合治理方面提出的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概念，这个概念的范围比较宽泛。本文所指的罪错青少年是被法院判处缓刑、管制、免予刑事处罚，放置在社区而非监禁实施矫正的犯罪青少年。因此，对于罪错青少年的矫正是社区矫正中的一个核心内容。作为一个特殊的青少年社会群体，罪错青少年接受着来自司法部门、社区服务站等方面的矫正与帮助，也承受着来自社会各个层面的压力。有研究表明，犯罪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较普通人严重，包括人际关系敏感、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等，尤其表现在敌对、恐怖及偏执倾向上[2]。如何应对这些压力与挫折，保持身心健康，以促使其更好、更快地回归社会，发展自我，是他们必须面对的人生课题，也是构建和谐社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然而，由于我国社区矫正仍处于起步和试点阶段，在矫正中，矫正工作者更多的是凭借自己的人生阅历、生活态度来教导和影响这些罪错青少年，或以法律的强制手段开展矫正工作。随着临床和教育对人们心理的越来越关注，人们发现，以强制的手段对罪错青少年或青少年犯实行改造并没有从根源上消除他们的不良社会化的影响[3]。近年来，随着社区服务体系的逐步建立，司法部门、社区服务工作者已开始从社会学、心理学的层面对罪错青少年的矫正作了一些零星的探索，并强调利用社区现有资源为预防青少年犯罪服务[4]。本文主要以矫正案例为依托，从心理咨询技术层面探讨社区矫正中应把握的几个要点，一方面为罪错青少年的矫正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同时，也为处于犯罪矫正第一线的工作者提供相应的方案与策略，以期更好的从根源上使青少年犯融入正常的社会生活，更好的认同自己并回报社会。一、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良好的信任关系是沟通的基础，也是社区矫正得以成功的前提。一般来说，刚到司法所报到的罪错青少年都具有一种基本的不信任感，对社区矫正以及司法人员、矫正工作者有较强的排斥心理。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曾经指出：许多用心良苦的咨询之所以未能成功，是因为在这些咨询过程中，从未能建立起一种令人满意的咨询关系[5]，对于社区矫正也是如此。因此，信任关系的建立是社区矫正的开端。最初，矫正工作者与罪错青少年（矫正对象）之间的交流主要是问答式，矫正对象主动诉说较少，回答简单。一方面，因为矫正对象受到刑事处罚，感觉自己低人一等，害怕与人交往，也害怕他人知道自己的情况而轻视自己；另一方面，矫正对象也感觉长期定时的到司法所汇报和接受矫正是一种煎熬，要承受较大的心理压力。因此，矫正工作者应在尊重、真诚、关切的基础上，客观评价矫正对象，引导其进行交流。矫正对象A，因团伙盗窃公司财物并销赃，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使用心理咨询技术干预之前，A入矫已有两年时间，曾因不合作受到司法所社区矫正办警告处分。首次会谈，A表情淡漠，抱胸而坐，不言语，似乎一切均与自己无关，有明显的抗拒、不信任心理。矫正工作者先介绍自己身份，表明矫正的保密原则。A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矫正工作者说道，从卷宗的笔迹看，A在学生时代应该是很不错的，并引导其自诉。A表示自己性格内向，不善言语。矫正工作者以鼓励的目光给予A关怀，并向他强调双方的目标是共同的，即，使他真正的从事件中走出来，真正的回归社会。过程后期A表情逐渐缓和，交流轻松自如，情绪状况较好，且一直带着笑容，并非如他所说不善言语。从之后的几次会谈看，A都表现出一种积极的情绪，尽管也有偶尔的迟到，但关键原因并不在于对问题的不重视，而在于其处事方式上的缺陷，其心理年龄与实际年龄存在明显的不符。因此，此后也将其应对能力、心理能力的培养作为矫正的目标之一，得到A的认同。在信任关系的建立中，尊重与接纳会起到重要的调节作用。首先，能让矫正对象感受到他与矫正工作者之间是各自平等的个体，矫正工作者是能接受他的，是真心帮助他的。其次，从言语和行为上打消矫正对象的戒备。不是以命令的方式要求他合作，而是让其自己感觉到应该与矫正工作者合作才是对他最有帮助的。二、善于倾听与询问一次好的会谈，必定有一个好的倾听者。在社区矫正中，倾听不是简单的听到或记录下矫正对象的语言，更重要的是矫正工作者要借助矫正对象的言语，真正听出言语中所包含的事实、所体验的情感、所持有的态度和观念，并做出适当的反应。矫正对象B，因多次合伙盗窃摩托车，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在谈到亲子关系时，他主诉与父亲关系不好，“……他对我很凶……很多事情都不让我做……”，“喜欢摩托车，不给我买，后来母亲偷偷给钱去买的”。在他的表述中，可以洞悉其自我意识水平。他强调的是父亲对自己的消极态度，并未作自我归因，这也说明，他遇事更倾向于推卸责任，因此，需要一个更好的自我省察过程。在会谈中，根据矫正对象的表述可以有针对性的选取开放式或封闭式的询问方式，引导矫正对象。开放式的询问常常运用“什么”、“怎么”、“为什么”等词发问，让矫正对象对事件、问题给予详细的回答。封闭式的询问主要是矫正对象根据问话作简单的二维选择性回答，常用“……对不对”、“……是不是”、“……好不好”之类的词发问。如对B的问题，可以以开放式的询问方式“你说你父亲对你很凶，很多事情都不让你做，主要是些什么事情呢？”这样可获得更为具体的信息。在倾听中，应特别注意，不要对矫正对象所说内容急于下结论，尤其是不要对其轻易作道德性或正确性的评判。对罪错青少年来说，这是最敏感的，也易使其感到矫正工作者对自己耐心不够，给自己贴上一个“罪犯”、“道德败坏”的标签，而影响真正的心灵交流。再加上社区矫正是一种强制矫正，并不是矫正对象主动求助，因此若没有把握好询问技巧，很容易对其理解错位。因为矫正对象都触犯过刑法，矫正工作者很容易以一种强制性口吻或以一种上位的问话方式，“……知道了吗？”、“……明白了吗？”这样的表述往往导致矫正对象的逆反心理，表面上对自己的过错会简单承认，但是否真正意识到了错误的存在，或是否真正从内心反省，却不得而知。同时，在倾听的过程中还要通过观察注意矫正对象的言行表现。美国传播学家艾伯特.梅拉比安通过实验把人的感情表达效果量化成了一个公式，他发现，信息传递的100％＝7％的语言+38％的语音+55％的态势[6]。因此，通过对身体语言的观察，能更确切地了解矫正对象言语的真实性以及其对矫正工作者的态度是真正的认同还是仅仅顺从，以作出更准确的反应。三、无条件积极关注心理学的研究表明，自尊心是青少年自我意识中敏感而不容侵犯的部分。青少年期望自己在团体中得到适当的地位，受到较好的评价和重视，极不愿意别人看低自己。他们希望得到社会的承认和鼓励，并以各种方式表现自己。如果他们不能以正当的方式满足自尊，就可能以不符合社会规范的方式去寻求满足，如犯罪等。大多罪错青少年在成长历程中受到的主要是责骂或宠溺或忽视，加上存在不良行为，很少受到积极关注，其心理发展受到压制，导致青春期危机的发生。因此，在矫正中要给予矫正对象充分的自信，使其感受到独立性的存在，获得正确的自我认同感，协助其成为一个能充分发挥其潜能的人，恢复真正的自我。社区矫正将罪错青少年安置到社区，与社会处于非隔离状态，这本身就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是一种人性化的监管方式。而矫正工作者的积极关注不仅有助于建立良好的矫正关系，促进沟通，而且本身就有矫正效果。刑事处罚对矫正对象是一个应激性的创伤事件，会使其承受较大的压力，体验到自卑感，因此，积极关注能使他们全面的认识周围的人和事物，也更正确的评价自己，看到自己的长处和未来的希望，从而赶走心中的阴影，释放心理压力。矫正对象C，大学肄业，大一时因多次利用网络诈骗，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据介绍，C有点小滑头，善于辩解，工作人员对其评价比较消极，对其是否能回归社会持不乐观态度。矫正工作者发现，C头脑灵活、语言表达能力强。首次会谈，约定其九点前来，C十点到后多番解释自己迟到原因，似乎自己毫无责任。矫正工作者认真倾听后，表示理解矫正对象的迟到，并给予充分信任，但要求其下次有事提前通知，重视矫正工作。C似乎等待批评，微微一怔。此后的会谈，矫正工作者对C每次取得的进步都予以肯定，对其优点表示赞赏，并引导其将聪明才智运用于工作（帮助母亲打理公司）中，同时分析其缺点，包括性格上的弱点，提出改进的方案。在后期，C表示自己在这一时期受益匪浅，发现周围有很多关心他的人，并认为矫正工作者的关注给予了他极大的支持。积极关注并不意味着胡乱给矫正对象戴高帽子，而是有针对性的；也并不是泛泛而谈，而是具体的，应立足事实。若是为了显示对矫正对象的关注而空洞的说教和乐观，如“你遇到的问题算不上什么大问题，你还年轻，前途是一片光明的”，并不能引起矫正对象的共鸣，效果适得其反。四、合理共情共情是矫正工作者设身处地地理解矫正对象，从矫正对象的角度看待和理解问题。合理的共情能让矫正对象感受到自己被理解和接纳，能有助于关系的建立，也能促使矫正对象更好、更真实的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与体验。矫正对象B因主要是经朋友怂恿而盗窃的，事发后感觉被朋友所骗，不信任感很强。在与矫正工作者建立了信任关系后，B谈到了这一点。……矫正对象B：所有的人都是不可信的，现在的人太复杂了。矫正工作者（J）：因为你是被朋友拉下水的，你觉得有被欺骗的感觉，所以你不相信他了。B：是的，所有人都是不可信的。J：所有人？人们都说父母对子女永远是最忠诚、最可靠的，你这所有人是不是也包括了父母呢？B：本来父母应该是最不会背叛自己的人。不过，现在父母也不能相信。（B抬头看了J一下。J微笑着点了一下头，示意他继续。）我被抓时，第一被告在逃，是他父母打电话叫他回来，并把他送到公安机关的。J：你觉得他的父母送他到公安机关，背叛了他，这让你感到很失望，很沮丧，你不知该如何是好，甚至连对你自己的父母也不信任了。B：是的。（沉默）我也知道我父母还是很关心我，这次前前后后家里都为我花了8万多，父母也没有责骂我。……监护人反映，案发后B反感与他人交往，回避社会活动，情绪易激动，与父母冲突较大，不接受他人意见。首次会谈时，B刚开始一直低着头，情绪低落，不主动言语。后矫正工作者通过心理测验也发现B情绪不稳定、自律性较差，敌对倾向较高。而B自诉从小性格比较活跃。他的心理症状和不信任感正是由于应激性事件所致。矫正工作者通过准确共情，体验到了B的内心世界，也更深化了与B之间的信任关系，引发其自主思考。在B的主动配合和认真实践下，矫正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结案前，通过观察及B自己叙述，发现亲子关系得到改善，大多情况下情绪较好，并能克制冲动，犯罪经历对现在的影响也很小。B说他的邻居也觉察到了其变化，并在父亲面前表扬了他。后随访中B称，对工作满意度较高，与领导同事关系较好，只是自律性还不是很强，不过正在逐步缓解。结语青少年期是社会化发展的关键时期，心理学家霍尔把它称作是一生中的“危机期”、“疾风怒涛”时期。这一时期的个体容易受到外界诱惑，产生青春期危机，导致不良行为出现。而罪错青少年更是这一群体中的危机人群。从当前的现实情况来看，罪错青少年存在的问题较多，包括法律意识淡薄、道德观念不强、不良心理与行为问题等，这些都亟待解决。而运用心理咨询技术可以更深入地从内心出发对罪错青少年进行矫正，使其获得相应的自我认同感，较好地改变其心理与行为问题，从而促使其自我反省、自助自立，成为一个真正有益于社会的人。

心理咨询技术在社区矫正中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