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宣传网

来源：湖南政协新闻网7月14日上午，长沙市天心区城南路街道司法所内，22名社区服刑人员正在观看法制教育电影《为了明天》。 　　 　　所长刘新春告诉湘声报记者，这是社区服刑人员的法制教育课。15分钟前，他们刚刚结束了一堂有关国家禁毒法律法规的课程。“这样的课程，一个月上两次，一次上半天。” 　　 　　每个月除了上课，社区服刑人员月初还要到司法所的矫正工作站打指纹、摄像签到，参加两次社区劳动，工作人员还会去服刑者的家庭走访1次。 　　 　　工作站每天通过GPS电子腕带、手机定位系统对服刑人员进行监督管理。刘新春说，除了要遵循这些规定，“服刑人员可以在限定的活动范围内工作、学习，与常人无异”。 　　 　　作为全国第二批社区矫正试点地区，湖南自2008年正式启动社区矫正。6年来，社区矫正工作由试点、试行到全省全面推开，我省社区矫正工作体系基本建立。全省14个市（州）司法局、112个县（市、区）均设立了社区矫正工作机构，工作队伍逐渐形成。 　　 　　近日，省政协启动了“完善社区矫正工作体系”重点调研课题。湘声报记者在跟随调研过程中发现，随着工作的深入推进，社区矫正基础弱、底子薄、机构不健全、保障不到位、制度不完善、人力物力财力紧缺等问题也日渐凸显。 　　 　　缺人缺钱现象普遍 　　 　　刘新春所在的城南路街道司法所一共有5名工作人员，除了社区矫正，还承担着人民调解、司法宣传、安置帮教等9项职能。 　　 　　“光是一个人负责4个矫正对象的矫正工作，就忙不过来。”刘新春说，很多工作不得不请社区的志愿者帮忙。司法所工作人员每月2200元的工资，吸引不了更多的人加入。 　　 　　城南路街道司法所面临的问题具有普遍性。 　　 　　据省司法厅统计，从2011年12月至2014年3月两年多时间里，全省在册社区服刑人员由1万余人增加到3.5万余人；而县以上社区矫正专职执法工作者人数仅增加了100余人；全省1人司法所达到1137个、无人所68所，1人所、无人所占到了全省乡镇（街道）司法所总数的52%；35岁以下的工作人员不足总人数的30%；本科以下学历的占到了总人数的40%；而所学专业与社区矫正工作无关的工作人员的比率为46%。 　　 　　“工作压力大、任务重是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普遍面临的问题。”湘潭市政协副主席、司法局局长傅军说，从刑罚工作执行上来看，1人司法所不符合法律程序，同时也不利于工作开展。而经费短缺也是一大问题。 　　 　　2013年，省政府联合相关部门出台文件，明确规定每个矫正对象每年的经费不低于1500元，并将县级司法行政部门社区矫正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省财政对纳入国家连片特困地区的县、国家和省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社区矫正经费要给予适当补贴。 　　 　　“照这个标准，湘潭县、乡两级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每年需投入220万元左右，而实际上该项经费目前缺口在70万元以上。”傅军说，因人员不足、经费紧张，当前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管方式，主要停留在每月定期到司法所报到，参加教育学习、社区劳动等常规监管上；缺少专业的心理咨询矫治、文化教育、职业培训等手段。重监管，轻帮扶的情况普遍存在。 　　 　　四部门联动有待加强 　　 　　而对于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管，工作人员面临重重困难。 　　 　　当前，工作人员作为监管者，没有法律明确的警察身份，没有强制执法权，导致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督查、训诫、强制管理和震慑力度不够，尤其是在发现脱管、漏管、收监，需要采取强制措施时，工作人员非常被动。 　　 　　“工作人员普遍喜欢文化水平、素质较高的服刑人员。”刘新春深有感触地说，“这些人参加社区劳动较为主动，积极配合矫正工作。一旦碰到不服从管理，不愿配合矫正的服刑者，工作人员只能采取说服、走访、评估等软性措施。” 　　 　　如果要把社区服刑人员重新收监，程序十分复杂，因为社区矫正是公检法司4个部门相互配合的过程，每个环节都牵涉到其他部门。 　　 　　尽管2012年《湖南省社区矫正实施细则》已出台，明确了四部门在社区矫正中的职责，但在实践中仍存在衔接机制不顺、运行合力不够的问题。 　　 　　傅军告诉湘声报记者，当前法院对违法的社区服刑人员依法决定收监后，由于寄送法律材料不齐全，收到文书的时间超过矫正人员报到期限的情况经常发生；司法机关无强制手段，而公安机关因配合机制和经费等问题，协助收监和追捕工作的积极性不高，从而导致这部分罪犯没有及时送交监狱或看守所；在对决定收监执行后下落不明的罪犯进行网上追逃时，部分公安机关存在推诿现象，导致社区矫正机构提请的网上追逃无法进行；一些保外就医人员矫正期满之后，监狱未能及时续保，又未及时收监，从而导致漏管失控。 　　 　　“目前社区矫正的综治考核将罪犯脱管、漏管和重新犯罪率作为重要内容，增加了司法部门监管的职责，而对其余三部门没有严格的考核规定，不利于整个工作的统筹开展。”傅军说。 　　 　　为了增强四部门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的联动机制，今年3月，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检察院、市公安局、司法局四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社区矫正衔接配合工作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该规定其实是对社区矫正细则的进一步细化。 　　 　　规定出台4个部门协调了一年多时间，针对一些条款，部门间反复商量，最终采取的折中措施。“希望全国的社区矫正法能够尽早出台，以法律的形式明确公检法司在矫正工作中的职能。”傅军说。 　　 　　天心模式的探索 　　 　　一些有条件的地区创造性地推出了自己的社区矫正工作模式，比如天心区就推出了社区矫正“天心六式”。 　　 　　刘新春告诉湘声报记者，“天心六式”是社区矫正工作站对每位社区服刑人员实施的6个工作步骤。截止今年6月，天心区累计接收社区服刑人员452人，依法解除矫正256人，未发生一起服刑人员重新犯罪的案件。 　　 　　他们的做法是，在法院判处被告是否适用社区矫正之前，司法所会组成社区矫正调查评估小组，对被告的家庭情况、个人情况、犯罪对社会的危害、重新犯罪的可能性等几个方面进行调查，并以量化打分的形式确定被告是否适合社区矫正，供法院审判时参考。 　　 　　社区服刑人员赴工作站报到时，司法所工作人员会对其犯罪进行剖析，找出原因，让罪犯认清犯罪行为对社会带来的危害，并以此来制定矫正方案。 　　 　　刘新春说，前两个程序的目的就是严格把控罪犯入矫关口，杜绝不符合条件的罪犯进入社区服刑。 　　 　　社区服刑人员入矫后，工作站将为他建立矫正工作小组，负责监督和帮助他的日常生活。小组成员包括司法所干部、公安户籍民警、社区治保专干、矫正工作人员、担任保证人的家属。依据不同情况，小组还可以增加不同的人员，如社会志愿者、心理咨询师、其他亲属等。这被称作是“‘5+X’监管模式”，它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服刑人员重新犯罪的几率。 　　 　　此外，工作站会为服刑人员合理安排公益劳动和教育时间；对社区服刑人员参加劳动、教育、接受管理等情况每月进行环比评价。 　　 　　在社区服刑人员期满解除矫正仪式上，须由本人递交服刑期满总结和回归承诺书，并作出承诺。刘新春说，除了以上6个步骤，服刑人员解矫以后，5年内司法所、社区会组织人员每个季度去解矫人员家庭走访一次，进行跟踪教育帮扶。 　　 　　虽然天心模式效果不错，但刘新春还是有很多工作困惑。“请假不方便，是社区服刑人员反映最普遍的问题。”刘新春说，当前异地矫正监管的相关制度尚未出台，因而对于服刑者因工作等原因需要离开管制区的申请，工作人员只能依法予以拒绝。 　　 　　有人对社区矫正宽严尺度问题提出质疑，“社区服刑人员仅仅是上上课，参加下社区劳动，不像在服刑，起不到惩治的效果”。对此，省政协委员、长沙民政学院社工学院院长史铁尔认为，“社区矫正在西方国家被称作是没有‘围墙的监狱’。既然把人放到社区来，人性化管理很有必要，不能以监狱的方式去管理，而要考虑到服刑者的工作、生活等多种情况。” 　　链接： 　　 　　社区矫正是指将管制、缓刑、假释、暂时予以监外执行的罪犯置于其所属的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和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刑罚执行活动。简而言之，就是让符合法定条件的罪犯在社区中服刑。

社区矫正孱弱：缺人缺钱缺法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