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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网湖北讯（宜昌市强制隔离戒毒所王豹） 摘要：外出审批是社区矫正日常监管中的关键环节，直接关系到监管安全与矫正效果。实践中，部分基层执法人员将矫正对象为探亲等合理事由提前购买交通票据的行为，简单推定为“预备不假外出”，并施以批评乃至不予批假等处理。这一做法不仅可能侵犯矫正对象的合法权益，也与社区矫正教育、感化、挽救的根本宗旨相背离。本文旨在剖析这一现象背后的法理误区和实践困境，论证单纯购票行为不具备违规的确定性，不应适用“疑罪从有”的推定逻辑。文章主张，基层执法应恪守法治原则，构建以“合理事由实质审查”为核心、兼顾监管刚性与人文温度的审批机制。通过明确执法标准、优化审批流程、强化说理教育，实现惩罚、教育与保护的统一，为提升社区矫正工作规范化、精细化、人性化水平提供理论参照与实践指引。 关键词：外出审批；提前购票；执法规范化；人性化治理 一、问题的提出：购票行为引发的执法争议及其背后逻辑        随着《社区矫正法》的深入实施，社区矫正工作的法治化、规范化水平显著提升。然而，在具体执法实践中，一些细节性、操作性的问题，亟待厘清。其中，矫正对象因家庭、就学、就医等正当理由申请临时离开执行地时，若在请假审批前先行购买了火车票、机票等交通工具票据，部分矫正管理人员倾向于将此行为定性为“预备违反外出规定”或“主观上意图不假外出”，从而进行批评教育，甚至以此为由直接驳回其请假申请。持此观点的管理人员认为，提前购票表明矫正对象外出意愿坚决，可能无视审批结果擅自离境，构成潜在的监管风险，必须从严管控。        与之相对，另一部分管理人员则认为，此种“疑罪从有”的推定模式存在明显瑕疵。购买交通票据仅为一项中性的事实准备行为，其本身并不直接等同于违反监管规定的“预备”或“实行”。矫正对象可能出于确保行程顺利、获取优惠价格、应对春运等特殊时期票务紧张等现实考虑而提前购票，这与是否最终获得批准无必然因果联系。以购票事实反向推定主观违规意图，并施加不利处分，不仅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也容易挫伤矫正对象积极改造、主动规划合法生活的积极性，不利于信任关系的建立和矫正效果的达成。        这一争议表面是执法尺度的分歧，深层次则折射出社区矫正工作中几个根本性议题的张力：其一，安全管控与权益保障的平衡；其二，规则刚性与执法温度的调和；其三，经验直觉与法治思维的冲突。因此，以“提前购票”这一常见现象为切入点，深入探讨社区矫正外出审批的应然原则与规范路径，对于统一执法认识、提升执法公信力、实现最佳矫正效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法理辨析：购票行为不构成“预备不假外出”的法律依据        对矫正对象提前购票行为进行准确定性，必须回归法律规范本身，剖析“不假外出”的构成要件，并审视“预备”行为的认定标准。        首先，从行为性质看，“不假外出”或“未经批准外出”属于违反社区矫正监管规定的行为。根据《社区矫正法》第二十八条及《社区矫正法实施办法》的相关规定，社区矫正对象未经批准不得离开所居住的市、县。其违法性核心在于“未经批准”而实际“离开”执行地。这是一个具有时空特定性的“实行行为”，而非泛化的“意愿”或“准备”。单纯购买车票，并未实际跨越执行地域边界，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外出”行为，更谈不上“未经批准外出”。        其次，从主观要件看，认定违规通常需要证明行为人存在故意。将购票直接推定为“预备不假外出”，实质上是将“为可能的外出做准备”等同于“为违法的外出做准备”，这是一种主观臆断。矫正对象完全可能抱有“若申请获批则依规出行，若未获批则退票或改签”的合法意图。在请假事由合理、未先行擅自离境的情况下，其主观状态仍处于待定和可引导的范畴，不宜直接认定为违规故意。        最后，从刑事法及行政法原理看，“预备犯”的认定本身极为慎重，通常要求有为实行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具体行为，且该行为与后续的实行行为有直接、密切的关联，并能较明显地反映出实行犯罪的意图。社区矫正管理虽属刑事执行活动，但在认定违规时亦应遵循类似的比例原则和谦抑精神。购票作为一项社会普通公民的寻常民事行为，与“擅自离境”这一特定违规行为之间的关联性较弱，且极易存在合法解释空间，故不宜将其升格为应受处罚的“预备”行为。        因此，从法理上而言，矫正对象为合理事由提前购买交通票据，本质上是一项中性的预备行为，不能单独作为推定其“预备不假外出”并施加不利处理的充分依据。矫正管理人员的职责应聚焦于对“请假事由”本身进行真实性、合理性、必要性的实质审查，而非对附随的、中性的准备行为进行“有罪推定”。 三、实践反思：“疑罪从有”推定思维的弊端与风险        操作上，部分管理人员倾向于对矫正对象的某些行为采取“疑罪从有”的严苛推定，其出发点往往是强化监管、防范风险。然而，这种思维模式若应用失当，将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        （一）侵蚀法治根基，损害执法公信力。法治的基本要求是“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在缺乏明确法规将“提前购票”定为违规的前提下，对其进行处罚，实质上是创制了规则，违背了依法矫正的原则。这种随意性执法会削弱矫正对象及社会公众对社区矫正制度的信任，损害执法机关的权威。        （二）加剧对立情绪，妨碍矫正关系建设。社区矫正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矫正对象与管理人员之间的良性互动与协作。若管理人员习惯于以怀疑、否定的眼光看待矫正对象的合理行为与需求，容易引发矫正对象的抵触、焦虑和不信任感，使其将管理人员视为单纯的“监控者”而非“帮助者”，不利于开展个性化的教育帮扶。        （三）抑制积极规划，阻碍社会适应性培养。鼓励矫正对象规划未来、履行家庭责任、参与正常社会生活，是社区矫正的重要目标。为合理探亲提前购票，正是其规划生活、重视亲情的表现。若因此受罚，无异于传递“多做多错、少做少错”的错误信号，抑制其主动融入社会的积极性。        （四）引发执法不公，滋生管理矛盾。由于缺乏统一标准，对同类购票行为，不同管理人员、不同地区可能处理结果迥异，导致执法不公。同时，管理队伍内部对此类问题认识不一（如部分管理人员认为不妥），也会影响团队协作与专业共识的形成。        （五）模糊监管重点，导致管理资源错配。将管理注意力过度集中于购票这类前端、中性的行为，反而可能分散对矫正对象日常表现、思想动态、实际困难等更深层次、更关键问题的关注，导致监管浮于表面，未能有效识别和化解真正的再犯风险。 四、路径构建：外出审批中规范与温度的融合之道        为破解上述困境，基层社区矫正执法应实现从“简单推定”到“实质审查”、从“刚性管控”到“刚柔并济”的转变。具体而言，可遵循以下路径：        （一）确立核心原则：以合理事由审查为基准，摒弃行为推定。明确外出审批的决定性因素是请假事由是否合理、必要、真实。法律法规明确列举的探亲（如直系亲属婚丧嫁娶、重病探望）、就医、就学等情形，应予以重点考量。对于为这些合理事由所做的必要准备（包括提前了解行程、询价、购票等），应视为正常行为，不得作为否定事由或加重处罚的情节。        （二）完善程序指引：建立清晰、可操作的审批流程。一是事前告知与引导。在入矫宣告、日常教育中，明确告知外出审批的条件、程序、所需材料及提前申请的时间要求。可主动提示，若计划在节假日等出行高峰离境，可提前咨询审批可能性，并告知提前购票可能存在的风险（如退改签损失），引导其理性规划。二是事中实质与效率并重。收到申请后，应在法定期限内高效完成审查。若对事由真实性存疑，应启动核实程序，而非因购票行为直接否决。批准时可结合个别化矫正方案，对外出期间的注意事项、报告义务、禁止事项等进行明确告知和教育。三是事后监管与回溯。批准外出后，应运用信息化核查、电话抽查等方式落实监管。矫正对象返回后应及时销假并报告情况。对于极少数利用提前购票、获批后却违反外出规定（如逾期不归、前往非批准地）的个案，应严格依法处理，追究其“不假外出”或违反其他监管规定的责任，此时其之前的购票行为可作为证明其明知外出规定却仍实施违规行为的佐证之一，但处罚的根基仍是其实际的违规行为，而非购票本身。        （三）提升执法能力：强化法治思维与沟通艺术。加强对社区矫正管理人员的专业培训，重点提升其法律素养、证据意识、个别化矫正能力和沟通技巧。使其深刻理解社区矫正执法的基本精神，掌握在严格执法中融入人文关怀的方法。在面对矫正对象提前购票等情况时，能够进行有效的风险评估而非简单化的风险规避，能够通过说理式执法阐明批或不批的理由，取得矫正对象的理解。        （四）健全制度保障：统一执法标准与规范裁量权。结合本地实际，研究制定更为细化的外出审批工作指引。其中可对“合理事由”进行类型化列举，对审查要点、核查方式、审批时限等作出具体规定，从而在制度层面统一执法尺度，规范自由裁量权，为基层执法人员提供明确支撑和保护。 五、结论        社区矫正是一项兼具刑事执行属性与社会工作属性的复杂工程，其有效性根植于法律权威与人性关怀的有机结合。针对矫正对象为合理探亲等事由提前购票而被推定为“预备不假外出”的执法争议，本文认为，这反映了基层实践中一定程度上存在的机械化、防备性执法倾向。解决之道在于回归《社区矫正法》的立法精神，坚持法治原则，将执法重心从对中性准备行为的猜疑，转向对请假事由合法合理性、矫正对象一贯表现及再犯风险的综合性、实质性审查。        通过确立以事由审查为核心的审批原则，完善程序指引，提升执法人员能力，并辅之以制度化的标准统一，基层社区矫正工作能够在确保监管安全底线的前提下，更好地保障矫正对象的合法权益，激发其内在的改造动力和对未来生活的积极规划。这种规范与温度相融合的执法模式，不仅有助于减少不必要的执法冲突，提升教育矫正质量，更能彰显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先进、文明、人道的内在品格，最终为预防和减少犯罪的根本目标，使社区矫正真正成为有力度、有尺度、也有温度的社会治理实践。

社区矫正外出审批的规范与温度——以矫正对象提前购票行为为例的执法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