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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网四川宜宾讯（高县司法局   黎灿雯） 摘要：未成年人犯罪社区矫正帮扶是落实“教育、感化、挽救”方针的重要载体，是预防未成年人重新违法犯罪的重要途径和回归社会的重要桥梁。现阶段，我国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帮扶已初步搭建起较为完整的发展制度框架并探索一些有益的实践样态，但在实际运转中还存在帮扶机制匹配度低、专业人员匮乏、社会力量集结体功能失范等问题。基于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殊性和犯罪成因复杂性的考量，通过对社区矫正帮扶典型案例的分析，从精准化帮扶体系构建、专业化队伍建设和社会化支持网络完善三个方面入手，提出优化未成年犯罪社区矫正帮扶策略。希望为司法机关做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帮扶工作、提高矫治质效以及进一步推动未成年犯罪人合法权益保护、促进未成年人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做出贡献。  关键词：未成年犯罪；社区矫正；帮扶机制；社会支持；教育矫治          未成年人犯罪是社会发展转型时期的综合性问题，其后果好坏直接影响青少年能否健康成长，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相对于成年人而言，由于未成年人年龄小、年龄身心发育不成熟，因而往往有家庭监护缺失、学校教育不当、社会环境不良等多种致罪原因，且具有较强可塑性与被改造的空间，对其进行矫正更能够达到好的效果。而社区矫正作为一种非监禁刑罚执行方法，就是将其未成年犯放在社会当中，由社会对其实施监督、教育和帮扶，既可以避免监禁刑可能引发的“交叉感染”效应，又能保持未成年犯正常的社会连接，所以它是体现对未成年人的一种司法保护的理念的创新性司法实践。        我国《社区矫正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明确规定要针对未成年犯罪人贯彻“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体现社区矫正帮扶的特殊性和针对性。但是实践中当前未成年犯罪社区矫正帮扶中还存在着不少结构性问题：有地方把帮扶简单化为“监管+普法”的模式；缺乏专业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帮教队伍，无法完成心理矫治、行为干预等工作；缺乏家庭、学校和社会三方面的合力，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社区矫正机构单打独斗”的困境。对此开展未成年犯罪社区矫正帮扶优化路径研究很有现实意义。  一、未成年犯罪社区矫正帮扶的特殊性与价值维度        （一）帮扶对象的特殊性：基于未成年人身心发展规律的分析        对于未成年人来讲，正处于“生理发育加速期”和“心理断乳期”并存的特殊时期，由于认知水平、情绪控制力、社会适应能力都不太完善，导致犯罪的发生具有了相当的冲动性和情境性。对于未成年人的特殊性可以从3个方面来概括，即能力性、选择性和受迫性。        心理层面：未成年人犯罪人员通常有着或多或少自卑、焦虑、逆反的心理障碍，有的是因为缺乏家庭温暖而导致“情感饥渴”，容易被不良朋辈带偏；有的是因为在学习上受挫出现“自我否定”，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而采取一些极端行为。        行为层面：多是偶然性的，校园暴力型暴力犯罪、好奇作案型的财产犯罪等等。这类犯罪的主观恶性相对小一些，但是在纠正其行为的时候，需要与行为人的不良习惯转变及价值观念的转变相结合。        社会关系层面：家庭和学校对于一个人而言都是社会关系的主要环境，而调研结果显示，超过八成的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者均存在着家庭功能缺损（如单亲家庭、家暴家庭）、或是学校适应障碍（如退学、校园暴力）等问题，在整个社会修复过程中还需要同时激活学校、家庭方面的支持力量。        （二）帮扶工作的价值维度：从个体复归到社会治理的多重意义        1.个体层面：促使未成年人“再社会化”。        社区矫正帮扶是对未成年犯实行针对性的教育，心理、技能矫治，使他们从心理上重新看待人生的价值，学会处世待人之道，并为其日后回归正常社会做好准备，以免产生监禁刑带给未成年人的“标签化”、“边缘化”。        2. 家庭层面：修复亲子关系与监护功能        帮扶工作通过亲子辅导、家长培训等方式，引导家庭承担起监护教育责任，改善亲子沟通模式，为未成年人营造稳定的家庭支持系统，从源头上减少再犯罪风险。        3. 社会层面：完善犯罪预防与社会治理体系        有效的社区矫正帮扶可降低未成年人再犯罪率，缓解监禁刑带来的司法资源压力，同时通过社会力量参与，构建“司法矫正—社会支持—家庭监护”的协同治理网络，推动社会治理精细化。 二、未成年犯罪社区矫正帮扶的现实困境：基于实践的多维审视        （一）制度设计与实践适配性不足：从“原则性规定”到“操作性缺失”的落差        1. 法律框架的模糊性        我国《社区矫正法》第43条规定“对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应当与成年人分别进行”，但并未对“分别进行”予以明确定义；《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办法》虽然细化了帮扶内容，但是对不同年龄段(如14-16岁和16-18岁)以及不同类型的违法犯罪(如暴力犯罪和非暴力犯罪),没有制定可操作性强的差别化的帮扶措施，出现“一刀切”情形。比如有省份要求全省所有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都必须参加每周2小时的法制教育课，没有考虑到初次犯和再犯、过失犯与故意犯的差别。        2. 评估机制的单一化        眼下帮扶效果评价多从是否再犯之“有无”着手，并没有去关注孩子们内心世界、能否融入社会的“怎么样”，最新调研报告显示，约70％的社区矫正单位将其考核重点放在是否“按时报到”、“遵守监管规定”上，只有不到30％的重点放在“上学就业”等质性变化情况。整体来看，该种状况十分不利于进行较为真实全面地帮扶力度。        （二）专业力量供给与帮扶需求的结构性矛盾        1.一是专业人才队伍“量质双缺”。        未成年犯罪社区矫正需要“法律+心理+教育+社工”的复合型人才，但在实际工作中，很多基层社区矫正的工作人员大多为来自司法行政部门转岗的人员，其中仅有约15％的人受过专业的心理学、社会工作的相关培训；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和社工人员很少参与到社区矫正中，该市某个县的社区矫正中心全年总共只能给一名未成年犯人提供1.2次心理辅导服务，距离每个未成年犯人每月两次心理辅导的要求差距较大。        2.现有志愿者队伍“流动性高、专业性弱”。        社会志愿者是专业力量的一个很好的补充，目前的志愿者主要是学生或者是退休人士，没有系统的培训，基本停留在参与活动和捐赠物资这样的表层层次上，没有深入到参加心理矫治或者一些行为干预的深层服务中去。有的社工机构也曾经做过调研，了解到志愿者平均每年都有差不多有40%会离开，对他们实际的帮助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        （三）帮扶内容与未成年人发展需求的脱        1.教育矫治“形式化”        有的地方还是以一些普法宣讲或是思想汇报这样的教育方式，没有相关的职业技能培训、社会适应性培养等此类的知识。如某个社区就对未成年犯进行普法教育时，让其讲授的相关法律知识的量占到了七成多，但是像人生规划、人际关系等方面的知识只占了大概三十个百分点，很多矫正期满的孩子都存在没有一技之长、找不到工作等问题。        2.心理矫治“短期化”        未成年犯罪人的心理问题主要是由于一些不良的成长经历带来的，因而需要长期持续地跟踪，但是现实中的心理辅导通常是“一次性的测评加三次咨询”的短期化行为，并不能治愈心理上的伤害。例如：有一名未成年犯罪人，是因为受到家庭暴力导致暴力犯罪，在社区矫正期间接受了3次心理辅导表现良好，表明其情绪相对稳定，结果在犯罪人员矫正期满出所之后因为家庭矛盾，又再次犯案伤人，说明仅仅进行一时的心灵帮助还是难解决问题的根源。        （四）社会支持网络的“碎片化”与“排斥性”        1.家庭支持的“缺位”与“错位”        有的家长有羞耻心而疏于监管，比如某县的部分未成年犯罪人的家长没有参加过一次社区矫正帮扶工作，更不用说去到工作现场帮教孩子了；还有些家长根本不管教育的事，把帮扶变成了对孩子所犯罪行的惩罚“延续”或者说是继续加深孩子的对抗性心理。        2.学校和社会之间的潜隐式排斥。        调查表明，目前在校接受社区矫正的未成年人也遭到“入学歧视”，有45％的未成年犯罪人因为有“犯罪记录”无法回到原校就学而被拒之门外，只能进入学校较远的职业类学校继续就学；从社会上看，企业也存在歧视现象，在调查的就业帮扶基地105家企业的数据中，只愿意提供正式岗位的只有12家，绝大多数的企业会雇用之前接受过矫正的未成年人作为临时兼职工作人员。 三、未成年犯罪社区矫正帮扶的优化路径：构建“精准化、专业化、社会化”的协同体系        （一）构建“分类分级”的精准化帮扶机制        1. 建立“三维评估”的分类标准        根据“犯罪类型（暴力/非暴力）、成长背景（家庭功能/学校表现）、心理状态（风险等级）”，将未成年人罪犯分为“低风险适应型”、“中风险干预型”和“高风险矫治型”，分层次制定帮扶方案。        对于低风险适应型的（如过失犯罪，初犯）利用“家庭支持+学校融入”，返校上学，组织开展亲子沟通相关活动，定期每半月跟踪评估一次；        对中风险的干预型罪犯(如财产犯罪和朋友教唆等)采取“行为矫正+技能培训”的方式，每月开展一次团体辅导工作，积极联系对接职业院校开展技能学习。        对于高风险矫治型(如暴力犯、累犯等)，执行“心理矫治+社会隔离管控”的模式，由专业心理咨询师开展每周1次个体化的干预，并限制不良朋辈交往，建立良好的朋辈关系，逐步重塑社会信任。        2. 完善“过程+结果”的动态评估体系        建立由“遵守监管（20%）、心理改善（30%）、社会适应（30%）、再犯风险（20%）”四个维度组成的评估指标体系，并聘请第三方机构（比如高校社工系、专业评估公司等）每季度对该改造指标进行打分评定，并根据评定结果来实时调整改造方案，对心理改善程度未达标的，要加大心理疏导频次，对社会适应指数较高的，适度减低约束程度，予以参加社区公益的机会。        （二）培育“专业引领+多元协同”的帮扶队伍        1. 建强“专职+兼职”的专业核心团队        专职队伍：到县级社区矫正机构设立“未成年人帮扶专员”并实行持证上岗，入职要求为具有法律职业资格或者社会工作师资质，“编制内招聘+专业培训”人员要达到全部工作人员数的60%以上。        兼职队伍：联手高校心理学院与社工机构，打造“专业人才库”，对于每一个未成年犯罪人员都安排一名心理咨询师（承责于心理矫正），一名社工（承责于社会关系修复），并且同所有人员签定年度服务协议，保证服务的连续性。        2. 规范“志愿者+社工”的辅助力量        志愿者：采取“1+1”(1名专业社工搭配1名志愿者)对接的形式，在开展“岗前培训+月度督导”的同时，对志愿服务内容规定范围为提供“学业辅导、兴趣培养、活动组织”等非直接干预类服务事项，不得直接参与监管改造等工作。        社工机构：政府购买服务，由专业社工机构负责开展专业性的心理评估和家庭治疗工作，同时制定出相应的工作标准(例如每年不得少于20次入户走访)以及相应的考核办法(即按照服务对象是否满意、评估的结果是否有所改善作为衡量标准)。        （三）创新“发展导向”的帮扶内容体系        1. 构建“教育-矫治-发展”三位一体的内容框架        教育维度：开设“法律常识+价值观塑造”的课程，通过“模拟法庭”等方式以案说法、利用情景剧等多种形式开展互动，使未成年人能够亲身体验到违法犯罪带来的后果。        矫治维度：运用“正念训练”“艺术治疗”等新方法为易激惹、施暴倾向人群开设“情绪管理小组”；开展为自卑的人群建立“自我认同工作坊”。        发展维度：对接职业资源举办电商运营技能培训班、汽车维修技术培训班等，并联合人社部门发放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结合某地试点情况统计，其未成年犯人经改造期满后通过此模式进行就业的比例为65%，相比此前提高30个百分点。        2. 强化“家庭-学校-社区”的协同教育        家庭层面：举办“家长课堂”，每月1次开展系统化培训(培训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亲子沟通、情绪管控和监护责任)，为监护失责的家庭对接民政局并协助做好临时监护或“代养家庭”帮扶工作。        学校层面：联合发布“入学保障政策”，规定不得以有“犯罪记录”为由拒收未成年人入学，并给返校学生配备“学业导师”进行一对一帮扶，让学生融入校园生活。        社区层面：依托社区活动中心成立“未成年人成长驿站”，提供课后托管、兴趣培养等服务项目；组织矫正对象参与诸如环保宣传、助老等公益活动，使矫正对象融入社会大环境，减少被排斥感。        （四）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社会化支持网络        1. 推动“政策激励”引导社会力量参与        对接收未成年犯罪人的企业，给予税收减免（如按用工人数享受30%的企业所得税减免）、社保补贴等政策优惠；        设立“未成年人帮扶公益基金”，鼓励企业、社会组织捐赠，用于心理辅导、技能培训等项目，捐赠额可纳入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        2. 搭建“线上+线下”的资源对接平台        线下：比如建立“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帮扶联盟”，对接司法、教育、民政、人社等部门，形成一个大帮教平台，定期召开“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帮扶联盟”，联合解决有关孩子上学难、就业难、救助难等问题。        线上：开发“帮扶资源库”小程序，收录包括心理咨询师、职业导师、志愿者等在内的相关人员的信息，完善“需求发布-资源匹配-服务记录”的全流程线上操作管理功能，提高资源使用效率。        3. 完善“矫正期+延伸期”的持续帮扶机制        针对矫正期满的未成年对象开展一年的延伸帮教工作，做到一户一档跟踪到底，并且一季度由社区网格员上门进行一次回访；联系“青年之家”、“就业服务中心”等相关单位提供就业岗位推荐、创业指导及心理辅导服务，如果他们想要重返校园，和他们对接相关教育部门了解入校方式及流程，保证他们的顺利回归校园，完成矫正—回归社会无缝衔接的工作。 四、结语        未成年犯罪社区矫正帮扶是兼具司法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综合体系，通过有针对性的帮助措施，以专业的力量支持和各类资源汇聚共建，打通“犯错—矫正—成长”路径，促使未成年人逐步脱离偏颇轨道，走入良性前行通道。由于社会问题多元且化解难度较大，因此未成年犯罪社区矫正帮扶工作面临着一定的困难。但是通过《社区矫正法》的深入施行及社会综合治理理念的加强和提高，未成年犯罪社区矫正帮扶工作的推进仍然具有很大的可能性。        以后继续坚持“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在完善制度、整合资源、培育队伍等方面下功夫，把社区矫正帮扶从“被动监管”向“主动发展”转变，从“机构单打独斗”到“社会协同共治”，最终达到“预防再犯罪、促进社会融入”的目的，为广大青少年健康成长撑起“法治保护伞”。   参考文献 [1] 林维. 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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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未成年犯罪社区矫正帮扶的几点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