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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网四川宜宾讯（高县司法局 黎灿雯） 摘要：本文结合《社区矫正法》施行五年的实践，总结社区矫正工作的规范化和效能化发展状况，从构建情况、运行情况等方面梳理总体情况。正如清华大学法学院周光权教授在《社区矫正制度的法理与实践》一书中指出：“社区矫正的规范化与效能化紧密关联，规范化是效能化的前提，只有规范体系完善，才能实现社区矫正工作的高效开展”[1] 。通过剖析理论上的性质定位、适用范围等不同认识，厘清现实运作中相关的困扰问题，并立足于现实困境提出解决措施，明晰未来发展趋势，为推进行政化规范下的社区矫正工作的转变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让社区矫正工作朝着从运行到效能的方向迈进。 关键词：社区矫正法；规范与效能；执法实践；制度完善；五周年 一、引言：规范与效能的辩证统一——社区矫正法的五年实践逻辑        2020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颁布实施。中国政法大学王平教授在《社区矫正的理论与实务》一书中提到：“这部法律的出台，标志着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告别试点摸索，步入规范化发展阶段，为后续工作提供坚实法律支撑”[2] 。它是近几十年来社区矫正工作实践的具体总结与升华；是坚持“惩罚与改造相结合、教育和帮扶相统一”的根本立场；构建起了“监督管理、教育矫正、社会适应性帮扶”三位一体的制度体系；指出了一条既要合规矩更要求效能的道路。         五多年以来，在这部法律的指引之下，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截至去年底，全国累计接收社区矫正对象超过百万人，累计解除矫正人数已达数百万人，其重新犯罪率为万分之4.8，远远低于万分之15的世界平均水平，体现出了作为一部法律的制约性作用和巨大的规范效应。同时这又进一步促使工作人员不断反思改进工作方法，实践创新，在实践的过程中运用更加贴合实际的工作方法不断改善矫正效果，最终使更多矫正对象重回正轨，走上正常的社会生活道路。         然而，从规范到效能的转换并不一蹴而就，在法律规范具有普适性的前提下，各地情况千差万别，想要既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落实执行，又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不偏离规范本身赋予我们酌情处理的空间，并根据各自的地域特色和被矫治对象的自身特点做到精准矫治，还有很大距离；社区矫正是一项社会治理工程，需要各职能部门协同作战，多方力量共同参与，在调动各部门和各类社会力量的积极性的同时，又有效统合相关社会力量，更好地发挥各部门和各类社会力量作用也需要一定的探索时间。为了便于从规范走向效能，本文拟通过总结自《社区矫正法》实施以来的情况，探讨从规范到效能的具体转变之路。 二、规范建构：从制度框架到实践细则的五年演进        （一） 三级制度体系的闭环形成        《社区矫正法》出台后，国家快速建立起“中央立法—部门规章—地方细则”三级制度体系，对开展好社区矫正工作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对于中央层面，司法部紧随出台系列配套文件，例如《社区矫正法实施办法》等，对社区矫正工作各个方面的程序、标准作出明确规定，对于接收环节而言，对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以及司法行政机关如何开展工作都做出了详细规定，让每个环节的人能够按照相应的法律和规章制度办事，使每个人完成什么时间节点的工作更加一目了然，以保证每一个社区矫正对象都能够顺利地进入矫正程序。北京大学法学院郭自力教授在《社区矫正法律制度研究》中论述：“中央层面的立法及配套文件，为社区矫正工作搭建宏观框架，是制度运行的关键指引，确保工作有法可依”[3] 。        对于部门规章中关于社区矫正的专门规定，针对社区矫正工作中特殊问题以及重点领域出台相关专项规定，例如《社区矫正对象考核奖惩规定》对社区矫正对象的日常行为考核指标和奖惩措施适用条件等作出明确规定，完善了考核奖惩制度，规范了奖惩工作程序，提高了社区矫正工作的激励约束力度。         各地根据不同区域具体情况出台了不同地区特色性较强的实施细则，以上海为例，依据《社区矫正实施条例》，创设了“矫正官”，并针对“矫正官”的从业条件、工作职责以及职业发展路径作出规定，并且对社区矫正对象进行分类管理，进一步完善制订个性化的矫正方案，使矫正工作更加专业精准、更具实效性；对于新疆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在实施细则中体现民族文化特点，为少数民族社区矫正对象开展双语教育，开展民族传统道德教育，充分尊重并保障少数民族群众的民族风俗习惯，让其更好地接受社区矫正教育和改造。         （二）执法流程的标准化再造        为了确保社区矫正工作有规可依、有章可循、运转高效，近五年来，我区通过全面的执法流程标准化再造，抓好执法规范化建设：一是建立信息核对、身份确认机制，凡法院作出判决（裁定）后均应及时向同级司法行政机关提供相关法律文书及社区矫正对象基本信息，司法行政机关应及时完成信息比对工作，并书面通知所在地司法所做好接收准备。二是司法所工作人员应当认真核对有关法律文书，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办理接收手续，签字盖章，协助并组织社区矫正对象签订接受社区矫正保证书。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汤维建教授在《司法行政法新论》中提到：“标准化的执法流程能有效减少执法随意性，保障社区矫正执法的公正性与严肃性，确保工作有序推进”[4] 。         社区矫正工作离不开监管，在对社区矫正对象实行严格的监管的同时还要有标准化的监管，这样才能有效对社区矫正对象进行管理。实行定期报到制，要求社区矫正对象要按时向司法所报告自己的思想、生活以及工作的情况；实行思想汇报制，要求社区矫正对象定期以书面形式向司法所汇报自己的改造情况及心里想法；运用电子定位系统，随时监控社区矫正对象的行踪，若发现他们外出、越界或者有其他异常举动时，系统就会自动报警，工作人员可以第一时间采取相应措施进行干预，避免发生意外事故，促使社区矫正工作更好地开展。从某地社区矫正标准化监管以来，社区矫正对象脱管率为零，有效保障了社会稳定。         对矫正工作教育矫正环节进行标准化的同时，并没有忽视个性化的培养。对于这个步骤来说，全国都使用一样的教育矫正大纲作为实行内容，而且里面会对需要被教育的人制定一定的目标，包括法律常识、道德准则、心理素质、职业技术、生活自理等教育内容。各个地方还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及改造对象情况制定个别化的教育内容，满足特殊群体的需要，比如有些地区的社区矫正对象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他们就和一些职业培训机构合作，开设一些有用的技能培训班，比如电工、焊工、家政服务等等，能让他们顺利地找到一份工作，能够在外面生活。         （三）监督考核机制的刚性约束        社区矫正要严格依法依规开展，不断加强监督考核，实现全面系统化、精细化的内外部全方位监督。其中，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作用，坚持常态化巡回检察和专项检察相结合的工作模式，积极开展常态化巡回检察和专项检察。巡回检察就是根据需要定期或者不定期下到乡镇(街道)司法所，对社区矫正各个环节进行全面督查，包括是否履行法定程序、档案资料是否齐全规范、是否严格执行矫正措施等。对于社区矫正工作中存在的重点问题或者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开展专项监督检察，例如，针对是否存在对社区矫正对象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变更执行过程中违法违规等问题，开展专项检察。西南政法大学高一飞教授在《刑事诉讼监督的改革与完善》一书中指出：“检察机关的监督是保障社区矫正依法进行的关键外部力量，能够及时发现并纠正社区矫正中的违法违规问题，确保法律正确实施”[5] 。        同时，内部监督考核机制逐渐完善，司法行政机关建立社区矫正工作质量评价体系，从执法规范、矫正效果和社会满意度等方面量化考核社区矫正工作情况，每月反馈通报工作情况并要求存在问题的予以改正，每季度对各社区矫正工作机构开展评估工作，对成绩突出的予以表彰奖励，对工作不足的予以问责，并将其作为考评依据，依靠这种硬性手段使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真正做到依法依规履职尽责，真正保证社区矫正工作运行于规范轨道上。 三、效能转化：从规范运行到实践成效的五年突破         （一）监管效能：科技赋能下的精准防控        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科技被广泛应用于社区矫正监管，提升了监管效能。全国省一级社区矫正信息管理系统已经全面建成并且不断完善升级，实现电子定位、动态轨迹查询、电子签到全覆盖，各项功能十分健全。如北京通过大数据分析，建立精准的风险评估模型，通过采集社区矫正对象基本信息、犯罪类型、日常活动轨迹、社会关系等相关数据，根据这些数据运用复杂的算法得出风险评估的结果，将社区矫正对象分为高低不同的风险等级，并对不同风险等级的对象采取不同的监管措施，对于高风险对象实施全天候24小时实时跟踪监控和走访谈话，加大实地走访谈话次数；对于中风险对象适度加强管控力度；而对于低风险对象则在确保管控效果的基础上，赋予一定的活动自由度。中国政法大学犯罪学研究所王顺安教授在《社区矫正科技化监管研究》中指出：“科技赋能社区矫正监管，不仅提升了防控精准度，更实现了监管资源的优化配置，是现代社区矫正发展的必然趋势”[6]。        江苏省尝试科技监管理念，以点带面探索推广“电子腕带+生物识别”的方式方法，在集中矫正人员较多的重点区域试点采用“电子腕带+生物识别”，给矫正对象佩戴电子腕带的同时，通过心率传感器检测心率、血压、体温等指标，当发现矫正对象存在情绪激动等情况时，系统立即报警，并根据腕带的运动传感器确定是处于停止或者异常奔跑等情况，进一步提高监测的精度与灵敏度；此外，电子腕带还具有超时离开办公地等限定区域或者长时间静止等情况的预警功能。比如江苏省某地利用这种新式的电子腕带已经实现了监管场所和部分重点区域覆盖，严格杜绝了脱管、漏管现象，监管安全得到保证。        （二）教育效能：个性化方案的矫治实效        教育矫正是社区矫正工作的一个主要方面，经过多年实践探索，5年来，各地均立足于本地实际不断创新教育方式和方法，“大水漫灌”的统一教育逐渐变为“精准滴灌”的个性化教育，这使得整个教育矫治效果不断得到了提升。同时全国范围内普遍建立了社区矫正教育基地，并涉及到了法律教育、心理疏导、职业技能培训等内容，也为开展社区矫正教育活动提供了平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夏学銮教授在《社区矫正社会工作研究》中提到：“个性化教育方案是突破传统矫正模式的关键，它能精准对接矫正对象需求，从根本上提升教育矫治的实效性”[7]。        在心理矫治中，引进专业心理咨询机构、人员，让有专业资质的心理咨询师为社区矫正对象开展全方位心理服务。例如：深圳市针对部分社区矫正对象出现心理问题的情况，引入“正念减压疗法”服务，采取“正念减压疗法”等方式，帮助矫正对象调节舒缓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提高情绪管理水平和心理调适能力，通过一段时间的跟进发现，接受该服务的矫正对象焦虑抑郁情绪有所改善，冲动行为有所减少，与人沟通交往顺畅得多，再次违法犯罪的风险降低很多。         就职业技能培训来说，各地因需设岗，为不同群体量体裁衣地进行职业教育培训。山东省济南市联合企业打造了26个社区矫正对象就业帮扶基地，在招聘会前期根据企业在职需求情况、社区矫正对象的兴趣爱好及自身所长，对接举办多场不同类型的职业技能培训，包含有数控机床操作、电子商务、烹饪等专业技能培训，既有课堂讲授又有实践操作，更加注重技能型教学。据统计，济南通过就业帮扶基地的帮助，使众多社区矫正对象实现就业，不少参加培训人员培训后选择稳定工作，使得他们能自食其力、融入社会。         （三）社会参与效能：多元主体的协同共治         社区矫正法明确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五年来，社会参与的广度与深度不断拓展，在全社会形成了共同做好社区矫正工作的良好氛围，社会组织、志愿者、企业等各类社会力量不断加入社区矫正工作，通过开展多样化的帮扶活动，为社区矫正对象提供了丰富的帮教服务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李迎生教授在《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的机制研究》中指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是社区矫正社会化属性的集中体现，它能整合各方资源，为矫正对象回归社会构建全方位支持网络”[8]。        各地社会组织中出现了大量的专业社区矫正服务机构，南昌市的“心安家助矫中心”，是其中一个有代表性的典范，采取了“个案管理”的做法，为每一个对象都建立起符合其需要的服务档案，并组建了由社工、心理咨询师、志愿者等人员组成的服务团队，结合服务对象具体情况开展个案服务工作，包括为他们制定帮扶计划，解决他们碰到的心理困惑、家庭矛盾、就业困难等问题，达到了为对象顺利回归社会提供服务的目的，有的多年以来心理障碍比较重的对象因此走出困境。        志愿者队伍是社区矫正工作的重要补充力量，当前全国的注册社区矫正志愿者人数每年都在增加，他们分别来自不同的行业与领域，在此基础上也具备着相关专业的知识和爱心，为社区矫正对象的服务对象。部分高校组织大学生志愿者利用课余时间给社区矫正对象开展各类文化知识讲座、普及法律知识等；有部分志愿者具备心理咨询方面的专业知识，可为社区矫正对象提供心理咨询服务；还有一部分志愿者积极投身于社区矫正对象的日常监管以及帮扶工作中，例如，与社区矫正对象一同参加公益活动、协助社区矫正对象进行社会调查等。志愿者们这样的热心行动既给社区矫正工作的顺利开展带来了活力，又使得社区矫正对象感受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热情关怀与支持，极大增强了其重归社会的信心。        企业和其它社会组织在社区矫正工作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苏州市某餐饮公司积极响应号召，在单位成立“阳光就业车间”，设立工作岗位，接纳社区矫正对象就职就业；针对接纳就业的社区矫正对象制定“阳光就业车间”帮扶教育计划，开展劳动合同签订、岗位培训、职业技能鉴定等技能培训。除了月薪与岗位相匹配外，表现好的还可以提供晋升机会。如此一来，这家企业帮助数十位社区矫正对象实现稳定就业，有些已经可以独当一面，在各项工作中频频施展才华，成为公司的中坚力量，实现个人价值的同时回馈社会。  四、矛盾解析：规范与效能之间的现实困境        （一）理论层面的定位之争与适用之惑        1. 性质定位的二元对立         理论界对社区矫正的性质认定存在着严重分歧，“刑罚执行说”与“社会修复说”是主流观点，“刑罚执行说”认为社区矫正属于刑罚的一部分，是刑罚执行的一种方式，要强调刑罚的惩罚与威慑功能，因此，在执行过程中要加大监管力度、加强管理，突出处罚。实践层面：基于“刑罚执行说”，认为社区矫正的本质是刑罚执行，即主体是罪犯、行为是执行刑罚行为、目的是以继续刑罚权的方式使罪犯适应性地改造自己；其对应方式为强监管、重处罚。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杨宇冠教授在《社区矫正性质研究》中论述：“‘刑罚执行说’立足社区矫正的法定属性，强调其作为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的惩罚功能，是维护法律权威的重要体现”[9]。         与强调“社会修复说”的观点相反，这种观念的社区矫正是一种发挥社会功能的行为，对于社区矫正而言主要是“社会修复说”这样的想法强调的是将惩罚力度降下来，从重采取教育矫正与社会扶助的方法来进行改造，通过开展心理疏导、技能培训以及社会援助等工作手段，以纠正行为的问题并真正地去纠正思想、帮助他们扫清回归路上的种种困难。清华大学法学院张建伟教授在《社区矫正的社会属性探析》中提到：“‘社会修复说’更注重社区矫正的矫治本质，认为其核心在于帮助矫正对象修复社会关系、重建社会适应能力，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实践”[10]。        这种理论上的二元对立直接导致了工作重心的不同和工作侧重点的不同。有些地方更多强调刑罚执行属性，监管中采取较为严厉的方式，达到一定的震慑效果，保证了监管安全，但是忽视了矫正对象的心理诉求和社会需求，不利于矫正对象顺利地融入社会；有的地方更注重社会修复功能，轻视监管，出现了少数矫正对象脱管、漏管的情况，甚至导致了不稳定因素的发生。如何找准定位，正确区分理论层面的两对矛盾以及实践操作层面的基本平衡点问题，使惩罚与矫正并重，监管与帮扶并行。        2. 适用范围的边界模糊        对《社区矫正法》而言，社区矫正的对象是指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以及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但是在实践中，随着社会发展、形势变化和环境不同，这样一套划定范围并不十分清晰。        一方面，针对一些轻微犯罪的初犯、偶犯以及少数涉案的未成年人是否可以纳入社区矫正这个问题上仍有争议，但从教育挽救的角度来看，可以将上述这些涉及的情节比较轻、主观恶性不大等人员纳入社区矫正，对其进行监管和改造，让他们多接触社会，少进监狱，让这些人避免被带坏，融入社会。但可惜的是，目前法律并没有这样规定，在实践中也无此先例。        从另一方面讲，对于那些在狱中病情严重的暂时不予收监执行罪犯康复后能不能继续适用社区矫正；对于那些没有违法犯罪行为或者违法未达犯罪程度需要教育改造的人员能不能用类似社区矫正的办法进行教育矫治等问题都没有明确的规定，因为适用范围边缘地带不清而使社区矫正的工作带有很大的随意性，无法规范、无法合法地开展工作。        （二）实践层面的资源约束与机制梗阻 1. 执法队伍的专业化瓶颈        社区矫正工作要求执法人员要有很强的专业性，要懂得法律、心理以及社会等相关方面的专业知识和能力，但是从现有的情况来看，社区矫正的执法人员由于人数不足、专业素质差等条件受到很大限制。        人员方面，全国平均每名社区矫正执法人员对应管理矫正对象人数较多，有的地方甚至一个人就负责几十人的管理，远远超出正常工作负荷。工作人员整天忙于日常监管，如人员签到、信息采集、上门调查等，对社区矫正对象缺乏个人化的帮教，不能很好的满足社区矫正工作的实际需要。        就专业素质来说，尽管近年来各地越来越重视对执法人员进行岗位培训，但仍有很大一部分执法人员缺少系统专业的知识和技能。大部分执法人员并没有经过专业的法律或心理学习，在对待执法方面的专业性以及对待矫正对象的心理工作上存在一定的无力感。例如，如何开展矫正对象的风险评估工作就需要利用到相应的专业知识与工具，很多执法者并不能做到严格按照正确的标准流程来进行操作，只能通过主观经验来决定对人员实行何种措施或是签署何种文件。除此外，还存在一些执法者的专业技术不过硬，在使用新技术、新方法的过程中，未能充分发挥智能矫正的优势，导致一些信息技术或者科技手段无法用到实际的工作中去，这也会影响社区矫正工作的效率及质量。 2. 部门协同的碎片化难题         社区矫正是一项涵盖多个方面的工作，需要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和民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之间建立有效的协同工作机制，发挥整体合力作用。但在具体实施中发现各部门之间协同不够顺畅，涉及多个部门的工作衔接、流程办理等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还存在信息互通有阻滞、相互间沟通不畅、部分职责未厘清等问题，从而产生社区矫正执行碎片化问题。        由于每个部门之间各自拥有独立的信息系统，没有建立统一的信息交换平台，信息传递不及时或者不准。法院作出判决后，不能及时地向有关司法行政机关传送法律文书及相关社区矫正对象的信息；司法行政机关在社区矫正过程中，如果发现社区矫正对象有违反规定的具体情形，需要公安机关配合处理的，因无法做到及时沟通，容易发生应由公安机关协同处理问题却未得到及时配合的现象。        针对沟通协调问题，虽然制定了社区矫正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等一系列的沟通协调机制，但实际工作运行过程中仍存在会议不能按时召开，议题不明确、解决效果差的现象，各部门之间缺少常态化沟通交流，出现工作问题互相推诿，无法达到协同工作的目的。        根据职责分工，虽然对各部门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职责作了要求，但是在工作具体操作中还有些具体的工作环节没有明确分工到各个部门，比如在开展社区矫正对象社会适应性帮扶过程中，民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对于提供救助和就业帮扶等方面职能边界不清晰，导致工作落实不到位，部分矫正对象面临的生活困难得不到及时解决。        3. 社会接纳的认知壁垒        尽管社区矫正法重视保护社区矫正对象的权利，促进社区矫正对象回归社会，在社会方面还存在着较大的社区矫正对象认知偏差和接纳障碍。社会大众不了解社区矫正工作，认为社区矫正对象是“危险分子”，对于社区矫正对象抱有一种恐惧、排斥的心理，这种认知偏差让社区矫正对象在就业、生活等方面受阻。        大部分企业在招聘时，不愿意招收社区矫正人员，原因是因为担心他们存在隐患或给公司造成负面影响。而有一些省市的社区矫正机构会联合当地人社部门组织“阳光就业”专场招聘会，但邀请了50家企业，仅有3家愿意招聘社区矫正人员，且大都是雇佣临时工或者是掏不起工资的工作。有的人还是从光鲜大白干到各种工地，但是，在选聘面试的时候看到他们的“前科”，以前拥有良好的技术资格，比如电工资格，在不能有机会工作下还能谋生，在别人视之为彻底违法犯罪的人，在就业过程中遭遇就业歧视后可能会重新走上犯罪的道路，像2023年该县有60%以上的再犯罪涉及的是就业难造成的经济困境。        从社会生活层面上看，社区矫正对象没有了自己的朋友圈。社区居民害怕与他们交往甚至怕见到了也躲着走，更不可能组织他们参加社区公益活动。曾经有组织过社区矫正对象去某地开展社区环境整治工作，甚至出现了有个别区段有几户居民集体到居委会反映情况称不敢让孩子和老人出来。这样的排斥感难免造成他们的自我贬低，实际上某项心理调查显示：75%的社区矫正对象有明显的被社会抛弃的感伤，对社会回归存在较大的障碍。        一些基层干部，对社区矫正工作认识片面，认为其就是简单的“管”，忽视“教”和“帮”。有个乡镇司法所的人说：“要出不了事才好，哪有人理会那些人咋样找工作或去做心理辅导？”只想到监管不出事即可的工作思路，忽略了社区矫正的最终目标是真正让社区服刑人员顺利融入社会。 五、对策路径：从规范优化到效能升级的突破方向        （一）立法完善：构建动态适配的制度框架        针对社区矫正性质定位不清的现象，在社区矫正法正式实施后，可通过立法解释明确其“刑事执行属性”与“社会修复功能”的辩证统一关系。建议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专门解释，既明确社区矫正作为刑罚执行活动的本质属性，要求做到该处罚就处罚，要敢于该追究的不放过，必须严格报到、定位等监管措施；又应当将教育帮扶作为实施刑罚的主要手段，要求矫正经费40%以上用在心理矫治、技能培训等社会适应性帮扶上，以防出现“重监管轻教育”的异化倾向。        第一，按照三步走原则拓展其适用范围。第一步，在探索实践中把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的对象也作为社区矫正对象，在原程序中增加教育矫正的内容，江苏常州早在2015年就作了相关尝试，按照“观护基地+社工介入”的模式，已有92%的对象得以顺利回归社会；第二步，修订《社区矫正法》第2条，将“具有现实社会危险性的非监禁人员”(如吸毒戒毒人员、家暴施暴者)纳入，并单独设置“预防性矫正”一章，明确认适用条件及矫正措施；第三步，确立“社区矫正与安置帮教”衔接制度，将刑满释放人员3个月过渡期纳入矫正范围之内，做到“出狱即入矫”。         （二）队伍建设：打造专业化复合型工作团队         破解人员短缺难题需要采取“编制保障+购买服务”双管齐下的举措。一是按“1:20”的比例足额配备政法专项编制人员，重点向基层司法所倾斜，在明年2026年中央政法编制调整中要优先保障好社区矫正岗位；二是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将一些社会化的服务性事项委托出去，请来社工、心理咨询师等工作性质的有关专家，现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就采用了1名矫正官搭配2名社工加1名心理咨询师这样一个3∶3∶1的人才队伍结构，工作效率大约提高了3倍左右。        提高能力方面，建立健全“分级分类培训体系”，初级培训主要以法律规范和基础流程为主，要使每个人都能达到《社区矫正法》和相关规定的水平；中级培训主要进行心理干预、风险评估等方面的专业技能培训，要求执法人员持证上岗，要取得心理咨询师基础证书；对于业务骨干，则主要进行一些有关个案管理、危机处理等方面的知识的培训，司法部也可以跟高校进行合作开设“社区矫正硕士专项班”，培养出一批高精尖的人才。        （三）协同机制：构建跨部门数字治理体系        通过“数字政府”建设打造全国统一的社区矫正协同平台，“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民政—人社”数据实时共享。平台有三个方面的功能：一是实现自动预警功能，比如，如果社区矫正对象“超期未报到”，或者“频繁出入高危场所”，都会自动弹出处置单。二是流程跟踪功能，能够自动全程跟踪从判决到接收、矫正直至解除的全部环节的工作进度，对超时事项进行亮灯提示。三是资源对接功能，包括但不限于资源对接如民政救助的信息对接，社保的岗位对接等等，社区矫正的对象只需要“一键申请”。浙江省台州市的经验表明，这样的平台至少可以将部门间协同工作提速60%，而且还会让社区矫正对象的就业成功率提升35%。        建立“社区矫正联席会议”制度，由县级党委政法委书记担任召集人，每月召开一次，协调解决社区矫正工作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将协作效果纳入部门绩效考评，“一票否决”对法院文书送达迟延、公安协查不到位等问题；湖南省岳阳市依托该机制，将部门衔接不畅的问题减少了82%。        （四）社会动员：营造包容接纳的支持环境        组织开展“社区矫正认知提升计划”，发挥3类媒介效能破除歧视观念，包括拍摄录制《重生之路》系列纪录片节目（面向矫正对象）100部以上，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展播；以“矫正科普角”为阵地，在社区设置矫正宣传专区，并结合漫画、短视频等方式介绍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情况，北京市西城区试点结果显示，社区居民认知正确率由试点前32%提高到试点后78%，并将成功运用到其他100家“阳光就业联盟”企业中；对企业吸纳就业的矫正对象按照每人每年不超过5000元的标准，享受税收优惠，江苏省出台了相关政策措施，招募了200家企业加入了“阳光就业联盟”。        构建“社会支持网络”，发挥社会组织承接心理矫治、家庭辅导等服务功能，比如“家庭修复计划”(南昌市心安家助矫中心)，使矫正对象家庭关系改善率达到85%；发挥志愿者队伍“一对一”帮扶作用，参照共青团中央“伙伴计划”动员一批青年志愿者联系矫正对象；引导企业吸纳就业和提供技能培训，比如某餐饮连锁企业推出“阳光厨房”项目，帮助43名矫正对象成为厨师，月收入过6000元。 六、未来展望：从效能提升到价值重构的发展图景        （一）智慧矫正2.0：技术赋能的深度变革        经过五年的时间，智慧矫正必然是从“监控工具”转向“矫治助手”，物联网将会更精准地服务矫正工作：不仅仅满足于定位轨迹，还能够让矫正人员从可穿戴设备中的语音中，获取他的情绪表达，并发现其所表达出的是愤怒，或者是绝望等情绪化语气词，并且在第一时间对其做出预警提示；基于大数据的算法则可以做出“矫正效果预测模型”，通过对读书学习时间、与家人朋友沟通次数等内容一共20项指标来测算，在提前6个月做好矫正效果预测的情况下，精准度高达80%以上；利用元宇宙技术制作矫正虚拟场景，在虚拟岗位应聘，虚拟邻里纠纷事件处置等方式之中给予矫正对象相关方面的培训。        （二）多元共治：社会力量的主体性跃升        社会力量将从“辅助角色”转为“共治主体”。社会组织可以买办政府超过八成以上、教育帮扶方面的任务，北京市海淀区探索“社区矫正服务包”模式，把工作交给专业的社会机构来进行；企业可以参与矫正基地建设，比如：京东物流把“矫正对象实训基地”开到了各地，既是一种用工补充形式，也是一种吸纳更多的人员，为其提供就业的机会；高校把社区矫正也列入到了社会工作专业实践课当中，让更多的同学在校期间就可以接受这种“矫正社工”的训练，在2028年的时候全国的专业社工介入度能够达到百分之百。        （三）价值重构：从“风险防控”到“人的发展”        社区矫正最终的价值也将发生三个转变，评价指标从原先单维度的“再犯罪率”变为更多元化的就业质量、家庭关系、社区融入等指标；工作重点由原来强调严管重控转到能力培养上，建立矫正对象发展账户，通过“矫正对象发展账户”记录技能技术、公益活动等行为表现，作为未来可以兑现的减刑考核；从过去将社区矫正对象看作是被管控的对象、特殊人群管控和管制对象，转变为整合进社会治理共同体当中，在社区中履职尽责的角色定位，包括担任小区网格员助理、社区意见征集等，在干中学不断提高服务水平。 七、结语        《社区矫正法》施行5年来，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已从“制度确立”迈向“规范运行”，但是仍要在规范中提高效能、在效能中促进规范上作出更大探索，充分运用电子定位的精准监管与心理矫治的人文关怀两种方式互相配合，用部门协同的制度优势加上社会参与的民间智慧的共进匹配，来真正实现社区矫正的“惩罚与改造相结合、教育和帮扶相统一”的立法初衷。        踏好新起点，以立法完善为基础，科技赋能为依托，社会协同为驱动，从“保安全”的基本要求向“促发展”更高的工作目标转变，给每位矫正对象以新生的机会，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力量。        站在新的起点，需以立法完善为根基、以科技赋能为支撑、以社会协同为动力，推动社区矫正工作从“保安全”的基本要求迈向“促发展”的更高目标，让每一名矫正对象都能获得重生的机会，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注入独特而深厚的力量。   [1] 周光权.社区矫正制度的法理与实践[M].北京:法律出版社,202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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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规范到效能：《社区矫正法》实施五周年的多维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