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宣传网

本网来源：海德智库壹号        编者按：2022年12月28日，由中国政法大学犯罪与司法研究中心、海德智库社区矫正法治研究院、法商智库预防犯罪战略研究院、社区矫正宣传网联合举办的法大社区矫正法治论坛——纪念《社区矫正法》颁布三周年暨中国特色社区矫正法治建设的主要成就与基本问题研讨会在腾讯视频直播平台从下午1点开始持续了七个多小时，取得了圆满成功，获得了一致好评。本文是安徽省马鞍山监狱矫治监区监区长，一级警长，二级心理咨询师葛新成在会上的发言。特此发布，以飨读者。   系统观念视角下的社会治理——《社区矫正法》与《监狱法》及其它 安徽省马鞍山监狱  葛新成        尊敬的王顺安教授、何显兵教授、王世洲教授、各位主讲人以及各位线上参会的老师，大家下午好！        2019年12月2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社区矫正法》，到今天正好是3周年，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举办这样一个论坛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明天，也就是12月29日，恰是《监狱法》通过28周年的日子，上下只1天，两部涉及刑事执行法律的先后颁布是机缘还是巧合姑且不论，但两部法律带来的影响和各自的命运却让人唏嘘不已。        《社区矫正法》倍受关注源于哪些优势，短刑化趋势下《监狱法》如何与《社区矫正法》有效衔接，两者作为刑事执行法之间是个什么关系；新时代《监狱法》修订中需要做哪些革命性的突破，系统观念视角下的社会治理仍需要关注哪些问题。在此，笔者向大家汇报一下自己的学习与思考。因才疏学浅、视野狭窄，观点难免肤浅、幼稚、偏颇，这是笔者的局限，作为一名来自基层监狱的民警，期待把这次交流作为一种学习，希望传递来自基层的声音，源于实务的思考，请各位大咖不吝赐教。 一、《社区矫正法》的优势        《社区矫正法》与《监狱法》有着诸多的相同之处：目标一致，都是为了惩治预防犯罪；主管部门一致，都隶属于司法行政机关。但又有着极大的不同，在形式上是非监禁化与监禁刑的差异，本质上则是监督管理、教育帮扶与惩罚、改造的区别。        《社区矫正法》颁布实施后，管制、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被纳入执法对象，这一变化似乎并没给人们带来多大的冲击，只是把管辖权由公安机关移交给了司法机关，正如1983年将监狱的管辖权移交给司法机关一样。但社区矫正自试点到实施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却大大超乎人们的意料，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重新犯罪率，让其在“以有为求有位”中奠定了在刑事执行体系中的至高地位，成为了宠儿。笔者认为其优势大致可归纳为：        （一）《社区矫正法》是治理轻微犯罪的试验田        《社区矫正法》“第二条对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也就是说社区矫正的对象是四类：管制、缓刑、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以某市社区矫正对象为例，其中管制适用较为罕见，一个地级市才2人，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数量也不大，假释12人，暂予监外执行10人，缓刑占绝大部分，其占比高达98.16%，在社区矫正出现后管制作为一个刑种是否需要被重新定义或被社区矫正吸收颇值得研究。《社区矫正法》打开了一个出口，让轻微犯罪、危险不大违法人员以非监禁刑事执行活动矫正是社区矫正在社会治理上的模式创新。        相对于监狱羁押罪重刑长的罪犯而言，社区矫正对象罪轻刑短，不仅其犯罪社会危害性不大，也自带社会危险性小、再犯风险性低的特点，这是社区矫正对象重新犯罪率低的重要原因。        （二）《社区矫正法》是社会治理的缓冲带        进入新时代，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犯罪的概念已经被重新定义，有人提出了“自然犯罪”和“法定犯罪”的概念，所谓“法定犯罪”即法律规定为犯罪，甚至呈现出去行政化，泛刑罚化的倾向。这一点从《刑法》修正案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现在施行的是1997《刑法》，在25年内先后出台了11个修正案，这既体现着我国依法治国进程的加快，随时回应人民群众的关切，也反映出社会高速发展中需要不断调整的各种社会关系更日益复杂。十一次修正案的时间分别为1999年修正案（一）、2001年修正案（二）（三）、2002年修正案（四）、2005年修正案（五）、2006年修正案（六）、2009年修正案（七）、2011年修正案（八）、2015年修正案（九）、2017年修正案（十）、2020年修正案（十一）。        笔者对《刑法》的十一次修正案做了下梳理，前七次基本是在做加法，罪名不断扩大、分化，最直观的印象是罪犯及社区矫正对象的罪名五花八门，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个监狱押犯的罪名最多不会超过20个，而现在则要接近200个；第八、第九修正案做了一些减法，取消了22个死刑罪名，对刑罚结构做了调整和限制，限制了减刑，延长了刑期；第十、第十一修正案依然是做加法，这些变化也带来了短刑化的趋势，社区矫正应运而生，为社会治理去刑罚化设置了一个缓冲带。        （三）《社区矫正法》是融入社会的粘合剂        《社区矫正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社区矫正执行地为社区矫正对象的居住地。社区矫正对象在多个地方居住的，可以确定经常居住地为执行地。”这是社区矫正与监狱的本质区别，也是社区矫正对象重新犯罪率低的关键因素。        社区矫正没有脱离社会，大大消减、降低了矛盾激化的可能性，社区矫正对象处于完全自由空间，相对于罪犯入狱可能带来的恐惧、焦虑、抑郁等不良心理的发生几率几乎为零，从而使引发自身矛盾的冲突大幅度下降。社区矫正对象依然能正常的工作、生活，对家庭也可以尽到照顾责任，家庭变故带来的心理危机也相对较轻。社区矫正对象一直生活于社会之中，社会功能没有受到限制和阻断，融入社会的程度与罪犯有着天壤之别。 二、《社区矫正法》与《监狱法》的关系        在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社区矫正法》《监狱法》的并行体现了两手抓，是德治与法治的完美结合，是宽严相济的完美结合，是刚柔并济的完美结合。        （一）德治与法治的关系        社区矫正是非监禁的形式，有人称之为没有高墙电网的服刑，但这一观点在前面论坛中已被专家否定，将社区矫正定位为去刑罚化，《社区矫正法》第三十四条：“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应当保障社区矫正对象的合法权益。社区矫正的措施和方法应当避免对社区矫正对象的正常工作和生活造成不必要的影响；非依法律规定，不得限制或者变相限制社区矫正对象的人身自由。”是以更大的包容，给社区矫正对象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可见，《社区矫正法》更倾向于德治。而罪犯是监禁的形式，不仅有高墙电网约束，还有监规纪律的限制，是物理性隔离、心理性惩罚，是预防犯罪特殊形式，《监狱法》更倾向于法治。德治在杨人性，法治在抑兽性（恶、本能、欲望），其目标一致性在于维护社会安全稳定。        （二）宽与严的关系        社区矫正的原则是监督管理、教育帮扶，以“严刑不足以化民”为治理思路，在更为宽松环境下让社区矫正对象知错就改，悬崖勒马，《社区矫正法》第四十三条：“社区矫正对象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申请社会救助、参加社会保险、获得法律援助，社区矫正机构应当给予必要的协助。”可见，《社区矫正法》体现着宽严相济的宽。监狱方针是惩罚与改造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通过监管、教育、劳动等手段，强制性地对罪犯进行脱胎换骨式塑造，矫正行为，矫治思想，除可获得法律援助外，申请社会救助、参加社会保险都是颇存争议的问题，可见，《监狱法》体现着宽严相济的严。        （三）刚与柔的关系        监狱是政治机关，是暴力机器，是“刀把子”，两大任务是惩罚与改造，惩罚是前提，改造是目标，突出的特征是他律，《监狱法》如同“无牙老虎”，彰显着刚性、威慑；社区矫正的社会化程度更高，《社区矫正法》第三十五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通过多种形式为教育帮扶社区矫正对象提供必要的场所和条件，组织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教育帮扶工作。”是监督为主管理为辅、教育为主帮扶为辅，意在激发自律，《社区矫正法》所取的是中庸之道：堪受，体现着柔性、感化。        近年来，监禁刑耗费的成本之巨，让人们不禁在思考去监禁化与监禁刑的利弊权衡取舍、有无互变可能、能否走向一体等问题，实现《监狱法》与《社区矫正法》的有效衔接。目前各监狱普遍反映押犯日益增多，女犯监狱感受更为明显，这是新时代以来的最大变化。1994《监狱法》规定的收押对象是有期徒刑一年以上，而2013《监狱法》修订案第十五条第二款修改为：“罪犯在被交付执行刑罚前，剩余刑期在三个月以下的，由看守所代为执行。” 换言之，监狱收押对象变为三个月以上，总量大约增加10%左右。        针对监狱押犯居高不下的窘境，有两个路径可选择，一个是守住入口，把短刑犯这一潜在增量实现转化，进一步加大社区矫正的适用；一个是放开出口，进一步扩大假释的适用。但为什么很多罪犯没有被宣告缓刑，进行社区矫正呢？假释的适用喊了这么多年，为什么困难重重呢？在第四个问题中笔者将有所涉及。 三、《监狱法》修订中需要的革命性突破        《监狱法》1994年颁布至今28年弹指一挥间。《监狱法》修订的呼声此起彼伏，千呼万唤出不来，原因是多方面的，追求完美可能是个重要原因。“无难之法，无害之功，天下无有也。”（韩非子）法无完法。立法可求完善，不可求完美，《刑法》就完美吗？肯定不完美，如果完美还需要进行十一次修订吗？这种应时顺势立法的方式对《监狱法》的修订有没有启发呢？监狱作为国家治理体系这一工程的一个标段，如果“工期”滞后，势必将会影响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进程。        《监狱法》修订必须把握变与不变，所谓不变即是：“无产阶级改造人，改造社会的历史使命”没变，所谓变，历史经验可以给我们以启发和思考，但必须以新时代的时空视角切入。新时代的押犯结构已经变化，他们是具有时代烙印的人；新时代的执法背景变化了，从专政走向了法治，必须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监狱法》修订实现革命性的突破，必须跳出监狱看监狱，突破习惯性思维，以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从社会的视角看期待、寻方向，通过转化观念方法来破解新问题，迎接新挑战，解决真问题，真解决问题。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单独把法治建设作为专章论述、专门部署，这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鼓励基层大胆创新、大胆探索，及时对基层创造的行之有效的治理理念、治理方法、治理手段进行总结和提炼，不断推动各方面制度完善和发展。”笔者认为，这对《监狱法》的修订来说是一大契机，监狱改革现在是啃硬骨头的时候，不是小改小革。如监狱分级问题，为什么要分级，是押犯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需要合理调整监狱建设及警力部署，不能一个标准，一个模式，一样投入，在轻刑犯监狱可以考虑不配备武警看押；在出监教育期间是否可以考虑罪犯不穿囚服、不进行监规纪律要求。这些都需要在理念上、方法上、手段上进行突破。        （一）理念上实现革命性的突破：从管理走向治理        监狱惩罚功能弱化是一个备受大家关注的问题，甚至在监管设施不断升级、监管制度不断繁杂这些形式强化下也难以掩盖惩罚功能的实质弱化。罪犯过度维权、畸形维权、以信访求生存，以信访谋报复导致民警畏手畏脚，出现了不敢管、不想管、不会管的尴尬。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管理源于赋权，监狱人民警察对罪犯依法行使管理权；治理源于法律和制度，一定程度上体现限权，为所当为。从管理走向治理，可能需要多些和气，少些戾气，监狱人民警察在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中暴露出的问题多数是权力意识在作怪，从管理走向治理、依法治理是监狱工作更好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体现，也是实现监狱治理与国家治理体系深度融合的关键。        2021年两高两部《关于加强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的意见》出台，本质上即体现着治理的方向。对罪犯减刑由过去的单一性评价向多元化评价转变，不仅涉及到罪犯在狱内的改造表现，还涉及狱外犯罪情节、财产性判项履行等。这种由看得见的现象向看不见的本质转变，对“悔改表现”是进行客观化还是主观化把握都是不小的挑战，在区别对待中会不会陷入宽之又宽、严之又严的陷阱，如何理性地去看待申诉、如何区分好违纪与违规，对财产性判项没有履行完毕如何处置，再犯风险评估的结果能否作为假释的否决性条件以及减刑间隔时间是否可弹性延展等都有待于进一步探讨。但这个意见无疑让人们明白了减刑到底是罪犯权利还是执法权的问题。        商鞅曰：“行罚，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罪重刑轻，刑至事生，此谓以刑致刑，其国必削。”只有重刑，才能使民安分守己；只有重刑，才能以刑去刑。减刑制度的从严应是重刑的体现，对怙恶不悛和不思悔改的罪犯，一定要让其有更深的刑罚体验，这是社会治理的必然。        理念上实现革命性的突破，必须进一步认识狱务公开的重要性，比如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暂予监外执行及罪犯死亡处理程序等都应公开，不能把这些执法依据还视为保密的内容。如暂予监外执行，监狱是慎之又慎的，基本上可以说是“不死不保，一保就死”，没有生命危险的基本上是不会被保外就医的，一旦办理了保外就医，也就走到生命的终点了。给罪犯亲属知情权，让罪犯死亡处理打好“提前亮”，也避免因臆想、质疑执法而缠访现象的出现。        （二）方法上实现革命性的突破：从国家买单转向自费服刑        笔者认为，监狱改造功能弱化是劳动改造异化的结果，作为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改造制度因没有实现与时俱进变革是改造功能弱化的根本原因，监狱体制改革后形式上的监企分离与实质上的不分彼此是深层次原因。        社会上有一种说法，罪犯是无偿劳动力。人们根本不清楚国家对罪犯改造的直接投入已超过了当地居民的低保水平，罪犯构成的变化也使劳动改造的实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加之某些地区仍对基层监狱经济指标的考核让监狱中心工作严重偏离。“法非从天下，非从地出，发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战国·慎到）法律是依据人性建立起来的，反映人性需求和意愿，才能引导人们规范自身行为。从罪犯的生活经历看，大部分是不务正业、好逸恶劳者，强化劳动改造功能，必须走出罪犯“个人犯罪、国家买单”的认知，必须从制度上把劳动设计为罪犯的基本需要，通过给罪犯发放一定的劳动报酬，将“暗补”改为“明补”。        《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中有这样的建议：“囚犯应获得公平的劳动报酬，其数额至少能够激发他们的劳动兴趣和热情，报酬最好充足些，使囚犯至少能够部分帮助家庭生活，赔偿他们原来的受害者，满足个人在许可范围内的需要以及建立劳役金等等。在正常情况下，囚犯获释时，应通过主管部门或适当的机构将劳役金退给囚犯。”基于劳动改造的惩罚性，可以考虑将罪犯的劳动报酬定为当地同工种的三分之一，实行“三三四”模式，即三成用于刑释后的就业储备金，由监狱代为保管，刑满时一次性转移支付给其前往报到的县级司法局；三成作为罚金、民事赔偿等财产性判项的执行，无财产性判项的可以用于对未成年子女或老人的抚养及赡养费；四成作为罪犯日常开支，包括生活费、医疗费、被服费以及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缴纳。奖金部分可以自由支配。对老弱病残以及没有劳动能力的罪犯，可考虑按低于社会低保标准核发。        这样统筹考虑罪犯的生存、赎罪、发展，既体现了刑罚的惩罚性，也彰显了社会公平正义；既平衡了罪犯因家庭背景不同而产生的改造心态差异，为罪犯刑满释放后过渡期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也使财产性判项执行有了着落。贝卡利亚说：“法律的力量和权威源自它是作为约束和控制个人利益的必要手段。”呵护式改造永远无法根治恶习。罪犯到监狱服刑应是自食其力的开始，自费服刑在强化罪犯承担犯罪责任，积极缓和社会矛盾，努力减轻财政负担等方面均有着积极意义。监狱企业是劳动改造罪犯的衍生物，企业效益只应和罪犯本人关联，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监企分离，实现改造人的根本宗旨。发放一定的劳动报酬也是模拟社会生活、维系社会功能的延续，当罪犯能够给予被害人补偿、给家庭支持时，也让社会及罪犯家人认同了改造的价值。        2003年孙志刚被殴致死使收容制度被废除，2018年昆山“反杀”案的办理让正当防卫被重新诠释。监狱历史上重大变革背后也多有着一定事件的撬动。在经济持续下滑中监狱企业面临的困境，是否也让人们思考其功能定位应从提供劳动岗位到社会功能恢复的变革，是否应考虑监狱企业退出市场竞争，走向政府采购。正如军工企业不适宜市场化一样，监狱企业也有着其政治属性。况且在2020年疫情防控最吃紧的时候，很多监狱组织生产防护服也已有先行实践的探路。        （三）手段上实现革命性的突破：由灌输导向供给        教育改造质量一直倍受质疑，甚至有些人认为改造的意义不大，笔者认为，对待教育改造质量，既要反对改造无用论，也要反对改造万能论，不能否认监狱的努力，也不能放大监狱的功能，应注意科学性，在实践中去探索更有效的内容，宜实现从强制灌输到补齐短板的转变。在原判有期徒刑一年以下的小样本270人中，80后、90后、00后共190人，占比达70.37%，在网络世界陪伴长大的新一代犯罪人，容易游弋于虚拟世界而忽视与现实世界联结。他们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初中以下的共202人，占比达74.81%，他们多是自以为是的“聪明人”，认识不到自己的无知，也感觉不到自己很蠢，认知缺陷是他们走上犯罪的根本。        “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为改，乡人谯之弗为动，师长教之弗为变。夫以父母之爱，乡人之行，师长之智，三美加焉，而终不动，其胫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后恐惧，变其节，易其行矣。”（韩非子）如今的罪犯不也正是这样吗？父母管不住，社会问不了，老师教不好，才走进监狱的。        他们缺乏对人性的基本理解，多数存在人性缺失、性格缺陷以及情感缺乏。认识自我应是基础教育，以唤醒人性为前提，回归人性为目标，让他们心有所畏，才能言有所戒，行有所止。2018年以来，笔者在心理健康教育中始终坚持以人性教育为切入点，有关内容我的书中有所涉及，成效明显。罪犯对自我认知有所提高，改造意识有所增强，违纪现象有所下降，因时间关系在此不做过多展开，最近正在申报“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优秀案例”，如大家感兴趣在完成后在群里分享。古语“同门曰朋，同志曰友”，罪犯口口声声“朋友义气”，对于不学无术、胸无大志的他们来说是没有朋友可言的，或只配称狐朋狗友。所谓供给式教育就是缺什么补什么，引导罪犯认识自己，了解社会，适应监狱环境、社会环境，真正自主自立，在成长成熟中成人，在自省自律中自我管理。        “长路未央，行者无疆。”《监狱法》的热点、难点问题永远在路上。事物的发展是前进的也是曲折的，“时来天地皆同力”，相信在监狱理论及实务工作者的共同推动下，《监狱法》的修改一定会被早日推上立法的议程。 四、社会治理相关问题的思考        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马怀德曾指出：“习近平法治思想始终坚持系统观念，用普遍联系的观点定位法治、用全面系统的观点厉行法治、用发展变化的观点建设法治。”系统观念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途径，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才能探索事物内部的规律，从而去发现真理、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一定程度上讲，司法是立法的一面镜子，也是执法的一面镜子。        严重暴力犯罪案件持续大幅下降，成就了“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这一奇迹。2021年，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罪犯人数占判决生效总人数的比例达到84.6%。司法追求的是公平正义，治理追求的是成本效能。《社区矫正法》之所以倍受青睐还有个原因就是成本低、效能高。在预防惩治犯罪上可以说国家投入是巨大的，但效能如何值得反思。比如一个“十进宫”的盗窃犯，犯罪成本不高，改造成本、治理成本则难以统计，他每一次犯罪，公检法司都要全程参与，一个程序都不能少，哪怕他判8个月、10个月，都是一样。这些成本大都投入到打击上，如果将其投入到治理上效能又会如何呢？这需要考虑一个问题：社会治理预防犯罪的刑事一体化。        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关系党执政兴国，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是一个动态过程，治理能力现代化也是一个动态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我们提出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目标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与时俱进，既不能过于理想化、急于求成，也不能盲目自满、固步自封。”2018年初开始“扫黑除恶”专项斗争，2019年4月和10月两高两部的八个指导性文件才出台，三年专项斗争结束，进入常态化后，2021年12月24日《反有组织犯罪法》才颁布。这也体现了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中是一个边治理、边建设、边完善的过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相比过去，新时代改革开放具有许多新的内涵和特点，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制度建设分量更重，改革更多面对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对改革顶层设计的要求更高，对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更强，相应地建章立制、构建体系的任务更重。”系统观念下的社会治理应警惕以下倾向：        （一）系统治理需警惕刑罚崇拜        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是变化本身。”在新长征赶考路上，如何回答好治理之问，值得深思、慎思。社会治理不能过度依赖刑罚，“法省而民诉简。”要警惕泛刑之患，《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天地之道在于易知易从，“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人所皆知，在刑事立法也要呈现易简之美。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长贾宇指出：“我们应当扎根本土，探索符合规律、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新路，把天理、国法、人情讲透彻、说清楚，审慎对待和评价犯罪圈的扩张与限制。”        “法律一是尊重，二是限制。”看似犯罪人从抓进来到放出去只不过是一个过程，但就这一抓一放，不仅是他个人生活轨迹的改变，甚至是他家庭命运的改变。“政治清明，刑法最称平恕。”（朱元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立法，既要关注社会层面的法治，又要兼顾国家层面的和谐、个人层面的友善，三者的平衡才是全面融入。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教育家荀子主张：“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重法爱民或许就是一种平衡，既要重法威又要顾民生。在立法上，应体现出对自由的尊重、对尊严的捍卫、对社会的关爱。“法施于人，虽小必慎。”因为每一个犯罪人的前科记录，对其本人及子女均将产生不利影响。“犯罪治理不应只有单一路径，多种处理方式结合更有利于合理分配资源和科学化犯罪治理。”（闫薇）在刑法的立法上，尤宜慎重，需要从人生存发展的角度来平衡，既惩治犯罪又避免矛盾激化，这或许是社会的期待，也是社会治理的系统思维。        （二）系统治理需警惕机械执法        为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基于问题导向的专项斗争一波接一波，比如扫黑除恶、惩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惩治文物犯罪、整治环境污染等，这些都极大地满足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但同时在执法、司法环节也暴露出机械执法倾向。如对待申诉、罚金的态度。        申诉是罪犯的一项基本权利，申诉的罪犯一般不愿写认罪悔罪书，不写认罪悔罪书就不给予呈报减刑，能不能认为不写就是不认罪悔罪，笔者认为，这是对“认罪悔罪”条款的武断理解，也是对罪犯申诉权变相的剥夺，监狱仅凭“三书一表”是无权这样做的，今年10月20日河南谭修义在服刑29年后被无罪释放再次警示监狱维护罪犯申诉权的必要。        罚金在刑事案件中适用率是比较高的，大致在70%左右，但这个判罚能否落到实处却不容乐观，实务中，罪犯财产性判项的履行并不尽如人意。在小样本的270人中，有财产性判项的190人，没有履行的140人，执行率仅为26.32%，这从一个侧面既反映出罪犯的悔罪态度问题，还有履行能力问题。2019年6月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化执行改革健全解决执行难长效机制的意见——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纲要（2019-2023）提出，完善刑事涉财产部分执行案件立审执协调配合机制与减刑、假释工作衔接机制。对悔罪态度问题，必须旗帜鲜明，海南法院将财产刑履行情况作为罪犯是否“确有悔改表现”的重要标准之一，创新打造了刑事财产刑执行的“海南经验”。但对履行能力，法院在判罚时却不能简单化，一判了之，不顾现实，机械地判罚只会陷入“空判”，如果改变一种形式或许能更好地彰显司法温度。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三穗县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杨某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中考虑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没有那么多钱来赔偿损失，让其以劳务代偿的方式偿还10.5万元生态补偿金。        （三）系统治理需警惕认知固着        “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随着社会发展、时代进步，有关的法律内容、体制机制也要与时俱进，通过立改废实现创新，而不能固着。《中国法学》总编辑、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黄文艺曾指出：“司法改革由易到难挺进，进入攻坚克难、闯关破隘阶段，要求围绕制约司法公正和效率的难点堵点痛点问题，打好攻坚战、歼灭战，推动改革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        社区矫正在2021年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活动以来，有一定的缩水，原因主要是忌讳“纸面服刑”问题，为此，笔者对本单位新旧《监狱法》收押对象的变化做了个比较，有期徒刑一年以下的共270人，占总押犯比是12.48%，其中累犯46人、惯犯24人，初犯191人，即原判有期徒刑一年以下的70.74%可以考虑适用社区矫正。这就是前面提到的为什么有些罪犯可以适用社区矫正最后被判了实刑的原因。现象上是一严就死、一宽就乱，本质上则是法治思维缺乏、法律信仰缺失、法律素质缺陷的表现。“徒法不足以自行”，立法应彰显力度，司法要传递温度。郝铁川教授说：“对于法律人来说，法条易掌握，而法条背后的人情如何把持，则是一门终生自学的科目。”良法还需善治，这个善治就是法治思维。        假释作为罪犯回归适应社会的出口，近年来却被堵死了，尽管在理论界呼吁扩大假释的声音很高，但实务上却鲜有回应，问题出在哪？表面上看是监狱担心责任倒查，实则上是假释的条件过于模糊、缺乏可操作性。《刑法》修正案八第八十一条修改为“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执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实际执行十三年以上，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没有再犯罪危险的，可以假释。”把1997《刑法》无期徒刑的实际执行从“十年”修改为“十三年”，“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修改为“没有再犯罪危险的”。在假释的这四个条件中，前两个是实化的，容易把握；后两个则是虚化的，很难把握，什么叫“确有悔改表现”？什么叫“没有再犯罪危险”？都是一种主观判断而缺乏客观依据，很多案例在证明，高墙电网之下，相当一部分罪犯的表现是具有伪装性的；至于是不是具有再犯罪危险更是有着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以预测去呈报假释，给自己的职业生涯“埋雷”，没有几个人愿冒这个风险。没有可操作性的条件更替，出口将永远无法被打开。笔者认为，严控危险，限定风险是扩大假释的破冰之举。        监狱是社会的一面镜子，押犯结构的变化既反映着社会治理不断深入所呈现的基本矛盾，也反映着社会生活的突出问题，如短刑犯的增多、老病残犯的增多、精神病犯的增多、限制减刑罪犯的增多等，这是社会问题向监狱的转移，这些问题监狱如没有能力消化掉，随着罪犯的出狱又将转移回社会。这就需要科学认识罪犯、理性看待监狱、客观评价警察，监狱罪犯有正常人、异常人，还有精神病，正常人是可以教育的，异常人则需要矫治，精神病人只能实施治疗。刑满释放人员作为特殊人群，做好他们的安置帮教工作对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安庆“6.5事件”发生后，此问题曾经引发过人们的深度反思，但从目前监狱释放服刑人员中所遇到的困难和地方衔接中所暴露出问题来看，对接衔接工作依然存在信息掌握难、人员流动大、经费保障低、监督管理弱等诸多的现实困境，这不仅给总体国家安全留下了隐忧，也向社会治理提出了挑战。监狱对罪犯在刑满释放前的评估主要分为再犯风险和社会危险，风险是可能性，危险是现实性。受制必接必送的客观条件，监狱一般更关注罪犯的社会危险性，对罪犯的再犯风险性多是做一般性提示。对于需要矫治、治疗的罪犯，在其刑满释放后不仅需要一个过渡安置，家庭和社会的参与也必不可少，现在很多罪犯刑满释放后根本就不去司法机关报到，前面提到将就业储备金转移支付给县级司法局而不是直接支付给罪犯也正是基于这个考虑，实则上是个制约。 结束语        论坛研讨目的在于奉法图强，在于推动依法治国，在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理论研究、理论探讨需要批判思维和思辨能力，没有批判，人云亦云，恪守成规，便没有创造、创新，也没有发展和生命力；批判需要有高度，位微言轻，难以引起关注。而没有思辨，牢骚怪话，全面否定，便没有理性、理智，不是在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而是在情绪发泄；思辨需要深度，由表及里，揭示规律，才能给人以启发。这两点可能都是我这个基层实务工作者比较缺乏的。        感谢大家的聆听，请多多批评、指教。 作者简介： <img alt="" src="/upload/2022-12-30/576b2f9b6231a59d/d3e0999039af5322.png" style="max-width:100%;border:0" />        葛新成，安徽省马鞍山监狱矫治监区监区长，一级警长，二级心理咨询师。中国监狱工作协会理论研究骨干，安徽省心理咨询学会、心理危机干预学会理事，安徽省监狱工作研究所特邀研究员，马鞍山市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专家组成员，全国“十佳社会心理服务工作者”。先后在《中国监狱学刊》、《犯罪与改造研究》、《安徽省警官职业学院学报》、《安徽监狱》等刊物发表论文40余篇。2022年出版专著《画中话——房树人中的罪与罚密码》。

葛新成|系统观念视角下的社会治理——《社区矫正法》与《监狱法》及其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