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宣传网

&nbsp;来源：裁判文书网&nbsp;2007年1月29日，高某、付某、耿某某、熊某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大悟县公安局立案侦查。大悟县人民检察院于2012年5月2日以高某、付某涉嫌故意伤害罪，耿某某涉嫌窝藏罪向大悟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起诉时高某被监视居住，付某、耿某平被取保候审。&nbsp;2012年5月3日大悟县人民法院受理了高某、付某、耿某平涉嫌故意伤害、窝藏案，依法组成由何某担任审判长及案件承办人的合议庭并于2012年5月22日开庭审理了该案。2012年8月14日，大悟县人民法院作出（2012）鄂某刑初字第04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被告人付某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被告人高某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撤销假释刑期四年六个月零四天，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被告人耿某平犯窝藏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当日，大悟县人民法院对付某作出逮捕决定，被告人何某将付某带至大悟县中医院体检，体检结果是早孕，被告人何某立即将付某送往大悟县看守所准备收押，大悟县看守所以付某早孕为由拒收。付某因被告人何某知道其早孕还将其送看守所而对何某不满，当即对被告人何某大骂大闹，随后连续多天到法院找被告人何某闹事。被告人何某将此事向分管副院长徐某2汇报，徐某2为避免何某、付某见面发生冲突，安排大悟县刑庭审判员毛某代为宣判。毛某于2012年8月16日、17日分别对高某、耿某平、付某宣判。&nbsp;一审判决宣告后，付某于2012年8月22日上诉，被告人何某将该案所有证据材料交书记员柯某某整理入卷宗移交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年11月9日，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鄂孝感中刑终字第0014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裁定书随该案卷宗移交大悟县人民法院后，书记员柯某将该裁定书交给毛某送达。&nbsp;判决生效后，案件承办人何某没有对高某、付某收监执行有期徒刑，也没有办理暂予监外执行的手续，致使罪犯高某处于脱管状态。2013年4月9日，被告人何某向大悟县社区矫正办公室移交罪犯耿某平实行社区矫正。&nbsp;2014年11月2日，高某因涉嫌强奸罪、强迫他人吸毒罪被大悟县公安局刑事拘留；2015年2月13日，高某因犯强奸罪、强迫他人吸毒罪，被大悟县人民法院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和三年六个月，合并原判决没有执行的刑期五年六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现在孝感监狱服刑。&nbsp;法院认为，在大悟县人民法院审理的罪犯高某、付某故意伤害、耿某平窝藏一案中，以被告人何某作为该案承办人及审判长的合议庭对该案进行审理并作出了裁判结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合议庭工作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的规定“合议庭组成人员确定后，除因回避或者其他特殊情况，不能继续参加案件审理的之外，不得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更换。更换合议庭成员，应当报请院长或者庭长决定。合议庭成员的更换情况应当及时通知诉讼当事人。”本案中，证人徐某2、潘玲、毛光荣、柯莉琴等人的证言能够相互佐证该案未经大悟县人民法院相关领导决定更换合议庭成员，对被告人何某当庭称其在该案裁判文书宣判、送达前已退出该案办理的辩解不予采信。&nbsp;《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lt;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gt;的解释》第四百二十九条规定“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的罪犯，交付执行时在押的，第一审人民法院应当在判决、裁定生效后十日内，将判决书、裁定书、起诉书副本、自诉状复印件、执行通知书、结案登记表送达看守所，由公安机关将罪犯交付执行。罪犯需要收押执行刑罚，而判决、裁定生效前未被羁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生效的判决书、裁定书将罪犯送交看守所羁押，并依照前款的规定办理执行手续。”&nbsp;本案中，在高某、付某案二审裁定送达后，作为该案承办人的被告人何某没有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lt;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gt;的解释》第四百二十九条的规定将罪犯高某、付某送交看守所羁押交付执行，亦未安排其他人员将罪犯送交看守所羁押交付执行，致罪犯高某脱管并再次犯罪的后果。&nbsp;法院对辩护人提出刑事案件的执行不是案件承办人的职责及生效后未收监执行的责任不应由何某承担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的玩忽职守罪构成要件有三个要素：一是行为主体必须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二是有玩忽职守的行为，三是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被告人何某身为国家审判机关工作人员，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不依法履行职责，致被判处刑罚的罪犯未能收押执行刑罚，且该罪犯在脱管期间因故意犯罪再次被判处有期徒刑刑罚。严重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声誉，并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被告人何某的行为符合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的玩忽职守罪构成要件。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何某犯玩忽职守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其要求对被告人何某以玩忽职守罪定罪处罚的意见予以采纳。对辩护人提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何某犯玩忽职守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意见不予采纳。鉴于本案的发生系多因一果，且被告人何某在案件审理阶段能够按照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对高某、付某及时采取或变更强制措施，其犯罪情节轻微。据此，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三十七条之规定，判决被告人何某犯玩忽职守罪，免予刑事处罚。&nbsp;宣判后，原审被告人何某不服，上诉提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改判上诉人无罪。其理由是：&nbsp;1、一审法院关于上诉人何某交案的事实没有查清，没有查清毛某是承接了该案还是代为宣判。&nbsp;2、审执应当各负其责。上诉人依法进行了附带民事调解、开庭、组织合议、向分管院长汇报案情、撰写判决书、交分管院长签发等，应视为审判环节及合议庭职责已经完成。审判人员并不具有交付执行的法定职责。&nbsp;3、不符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规定，没有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nbsp;4、上诉人的行为与高某重新犯罪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nbsp;经审理查明，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与一审相同，本院予以确认。&nbsp;综合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本院对所争议的焦点问题分析评判如下：1、上诉人何某是否退出了该案的审理，毛某是代为宣判还是承接了该案？首先，综观本案证据，虽然在毛某是否曾接收过案卷、判决书是由徐某2还是何某交给毛某等细节问题上存在不一致，但证人徐某2与毛某的证言均能相互印证，证实该案承办人系何某，因何某与付某发生矛盾，付某闹得比较凶，毛某只是代何某进行宣判。证人徐某2后三次所作证言稳定、一致，均明确称该案虽是毛某宣判的，但只是代何某宣判，该案的承办人是何某，毛某既不是合议庭成员，也不是案件承办人，跟该案没有关系。第一次证言最初虽称“开始是何某，之后是毛某接手成为该案的承办人”，但其后又称，高某在判决后没有被收监执行刑罚的情况要问案件承办人何某，未将高某收监是承办人何某的责任，而非毛某，并在得知何某未将高某收监时对其予以批评。与其后三次证言中称“毛某只是代何某宣判”是一致的。且证人毛某所作的三次证言亦均称其是代承办人何某宣判。因此，对证人徐某2证言的审查判断，应整体评价，综合分析其所作的多次证言以及与其他证据之间能否相互印证。而不应因徐某2曾称毛某接手成为案件承办人，据此片面采信。&nbsp;其次，证人吴某、王某2、魏某以及戴某的证言所证明的均是“听何某说把案件交出去退出了该案的办理”，上述证据均是转述由何某所叙述的案件情况，系传来证据，证明力较弱。&nbsp;再次，现有宣判笔录、送达回证等相关书证仅能证明毛某对付某、高某故意伤害、耿某平窝藏案进行了宣判，送达。不能仅仅根据宣判、送达系由毛某完成即认定毛某承接了该案，进而负有将高某等送交看守所羁押的义务。&nbsp;最后，本案中，合议庭其他成员潘某、张某的证言均证实没有接到更换合议庭成员的通知。证人高某、付某的证言亦称没有收到法院向其下达书面或口头的更换合议庭成员或更换案件承办人的通知。上诉人何某辩称退出案件的审理，但没有履行任何法律手续，没有相应的书证予以证实。&nbsp;因此，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上诉人何某退出了该案的审理。一审判决认定“徐某2为避免何某、付某见面发生冲突，安排大悟县刑庭审判员毛某代为宣判”该事实认定正确。&nbsp;2、对于未被羁押的罪犯，承办法官是否具有将其送交看守所羁押的法定职责？&nbsp;玩忽职守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厘清职责范围是认定玩忽职守罪的前提条件。根据《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对于交付执行时在押的罪犯，人民法院应当将判决书、裁定书、起诉书副本、自诉状复印件、执行通知书、结案登记表及时送达看守所，由公安机关将罪犯交付执行。罪犯需要收押执行刑罚，而判决生效前罪犯未被羁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生效的判决书或者裁定书将罪犯送交看守所羁押，并依照前款规定办理执行手续。因此，对于未被羁押的罪犯，应由人民法院将罪犯送交看守所羁押。《最高人民法院&lt;关于进一步加强合议庭职责的若干规定&gt;》第三条规定，承办法官履行下列职责：（一）主持或者指导审判辅助人员进行庭前调解、证据交换等庭前准备工作；（二）拟定庭审提纲，制作阅卷笔录；（三）协助审判长组织法庭审理活动；（四）在规定期限内及时制作审理报告；（五）案件需要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受审判长指派向审判委员会汇报案件；（六）制作裁判文书提交合议庭审核；（七）办理有关审判的其他事项。第（七）项作为兜底条款，规定承办法官负有履行“办理有关审判的其他事项”的职责。&nbsp;本案中，证人徐某2、胡某、潘某的证言均证实，对于判决的交付执行按惯例应该由案件承办人负责。且从承办法官职务上或业务上所应承担的义务来看，只要是根据常某、习惯是其所担任的职务或承担的工作内含的，应当履行的职责，即使有关法律法规或规章制度中没有明确规定，也应列入其职责范围之内。因此，对于未被羁押的罪犯，承办法官具有将其送交看守所羁押的法定职责。&nbsp;本案中，承办法官何某既未将罪犯高某等送交看守所羁押，亦未安排其他人员将其送交看守所羁押收监执行有期徒刑，也没有对其办理暂予监外执行手续，系不履行其应当履行的职责，符合玩忽职守罪的客观构成要件。&nbsp;3、是否“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造成恶劣社会影响？&nbsp;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的“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从本案来看，应当认定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理由是：第一、因人民法院未予对高某收监执行刑罚，使得刑罚的威慑力和惩罚目的难以实施，人民法院所作出的生效裁判文书无法得以执行，严重损害了司法公信力，破坏了司法的权威。第二、高某在脱管期间重新犯罪，因强奸罪、强迫他人吸毒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和三年六个月，从所造成的危害后果来看，社会危害性大，应属造成“恶劣社会影响”。&nbsp;4、上诉人的行为与高某重新犯罪是否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nbsp;就玩忽职守罪而言，行为人的玩忽职守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往往存在多因一果的因果链条。但是刑法所设定的因果关系是基于行为人负有额定的工作职责，在应履行而且能够履行情况下没有履行，最终导致危害后果的发生，即使该玩忽职守行为只是导致危害结果发生的原因力之一，该行为也应被纳入刑法的评价范围。&nbsp;本案中，正是因为上诉人何某的玩忽职守行为，导致具有重大人身危险性的罪犯高某在判决生效后既未被收监羁押执行刑罚，也未被相关部门进行有效监管，致使高某脱离监管，上诉人何某的行为是高某得以重新犯罪的前提条件，应视为导致危害结果发生的原因行为。&nbsp;因此，上诉人何某的玩忽职守行为与本案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nbsp;法院认为，上诉人何某身为国家审判机关工作人员，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不依法履行职责，致使被判处刑罚的罪犯未能收押执行刑罚，并在脱管期间因故意犯罪再次被判处有期徒刑刑罚，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其行为已构成玩忽职守罪。&nbsp;上诉人何某及其辩护人所提出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法院不予采纳。原判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nbsp;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参考|一法官因未交付执行罪犯 罪犯再犯罪 法官被判玩忽职守罪

参考|一法官因未交付执行罪犯罪犯再犯罪法官被判玩忽职守罪